发达国家控制药价的方法有哪些

　　国外如何控制药品价格及用量

　　肿瘤药高昂的价格令不少国家医保部门头痛。如何在保证民众得到救治的同时有效控制药品支出的增长呢？一些发达国家较好地利用了谈判机制。

　　发达国家医保部门在与企业就肿瘤药价格谈判时采用的控制价格手段主要包括：1.直接定价管控,价格通过与制药企业谈判，或根据经济效益分析确定，定期或根据具体事件进行药价评估（例如，新的可比药物上市）以确保价格维持在适当水平；2.参考定价监管方根据其他国家（国际价格对比）类似产品的价格（相同品种），或具有可比治疗效果的药物（疗效价格对比），制定价格水平上限；3.价格/销量协议不制定一个固定价格，而是根据不同的用量制定不同的价格协议（例如，根据不同适应证的疾病发病率预测）。

　　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对相同品种实施不同的价格很难监控，所以现实中，更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根据实际销售量进行返利或者定期结账。价格/销量协议有不同的方式，主要包括买方导向驱动的价格、销量协议：保险机构代表较为强大的买方力量，通过高销量压低价格。这一做法以前一般只在仿制药领域使用，但目前一些国家正将这一做法（通过返利项目）拓展到原研药。

　　这一方式可以通过引入竞争性投标或者单独谈判实现，以适应证或病患群体为基础确定价格：针对核心适应证/病患群体的治疗用量通常给予更高的价格，而对超过预期核心数量的用量给予较低价格，以避免激励向非核心适应证/病患群体推销药品。保险机构可以使用这一机制避免为目标之外的适应证/病患支付高价。以疗效为基础/风险共享的模型则是，价格协议不是在上市时就确定，而是根据疗效而定。根据这一协议，产品上市时会有一个初步价格，之后可作调整。在对账支付时填补初始价格和修正价格之间的差价。若产品并未在个体病人或人群中显示出所描述的效果（例如根据临床试验），则生产厂商需要支付差价。

　　对与我国而言，将抗癌药物列入报销目录对患者获得及时救治至关重要。业内人士认为，我国也可尝试一些国际上新兴的价格与销量/药物使用控制模式。

　　链接:药价虚高程度不断飙升 若要根治需全系统大处方

　　低价竞争、高价公关、消费者埋单的食物链模式，正蚕食着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药价虚高程度的数字不断刷出新记录，近日央视报道有的药品从企业出厂到医院零售价格竟然一路升至9100%。国家发改委日前已发布《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掀开药价的老底。

　　药价虚高，直接埋单的是患者，然而药厂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生产厂家都需要委托医药公司进行招标。但是，大部分的加价被用在了医院、医生、相关部门，企业在这个加价空间里所占的比例不到10%。一压再压的基药招标价格、大幅上涨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使得今年多数上市制药企业利润增幅降低50%以上。低价竞争、高价公关、消费者埋单的“食物链”模式，正蚕食着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许多卖几十块的药品，出厂价往往不超10元。有业内人士表示，药价虚高的一个重要症结是采购环节中层层加码。有报道说，100元抗生素30元被医生拿走。无论多少，医生开处方提成药价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医药市场既非一般意义上的卖方市场，也非买方市场，倒是形成了中间吃两头的畸形行业生态。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生等各个环节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不改变，药品中标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药买贵了还不算是最坏的。更可怕的是药价中的提成导致许多医生的处方不是以病患的治疗需要为导向，而是个人利益为导向，过度医疗现象严重，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发改委从药品出厂价开始查，就是掀药价的老底，利于招标方了解成本，也避免某些利益团体钻空子。但仅仅查是不够的，还要有公开的结果，将中间利润暴露在阳光下。而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仍然在于政府管理机构自身的彻底改革，治理药价虚高需要医疗体系乃至政府财政体系等全系统会诊，开出大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