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矛头转向
去年年底以来的两次降价，明显的标志是发改委把降价矛头从生产仿制药的国内企业转向生产原研药的跨国企业。
原研药品价格比国产药品定价高出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情况非常常见。服用德国拜耳生产的阿司匹林，一个月下来要30多元，而用国产的只需要一元钱就够了。头孢噻肟钠针剂如果用外资生产的原研药品需要80多元，而国内药厂的价格是1.25元。据统计，位列基本药物目录中的9个外资原研药与同一产品国产药相比，价格平均高出1311%，卡托普利比同品种国产药价格高出2319%。
外资药品在国内的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九州通北京公司总经理牛正乾表示，如果以药品数量来说，外资药品只占据了国内30%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以金额计算，外资药品占据国内药品市场总金额的70%，获利远远高于国内药企。
外资原研药在价格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让众多的国内企业觉得不服气。广东罗浮山国药集团市场部总监郑传誉表示，外资制药企业在政策上享受的特权很多，而政府在对待内、外资企业上应该一视同仁。国内制药企业拥有单独定价权的产品数量很少，比如罗浮山国药，只有百分之几的产品有单独定价权，而外资企业都是原研药品，基本上都单独定价。太极集团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鲜亚则表示，药品7年中27次降价，前面25此都是针对仿制药，对国内制药企业造成巨大冲击，这两次针对外资原研药品的降价、取消单独定价权等举措，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对于原研药品，国内医药界人士早有微词，一些行业人士和专家则认为这一提法应该废弃。药品价格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认同这一说法。他表示“原研药”这个词出现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其背景是当时国内企业大量仿制国外专利药品，由于企业众多，产值巨大，政府不能禁止。为了补偿持有专利的外资药厂，政府认定这些药为原研药，并在药品价格上给予优待。为了鼓励国内企业仿制创新，还规定了仿制药“首仿”、“次仿”、“三仿”的资格。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2001年发布了《关于单独定价药品价格制定有关问题的通知》，界定了药品“单独定价权”这一名词。
国内制药企业也有不少产品获得了单独定价权。“单独定价权的界定弹性很大，国内二甲、三甲医院所能买到的能拿回扣的药品，几乎都是单独定价的。”朱恒鹏认为，既然这些名词的出现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名词理应随着问题的解决而逐渐消失。
药品降价收效甚微
辽宁省一位负责药品集中采购的官员认为，生产原研药品和专利药品的基本上都是外企，此次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加大了对原研药品和专利药的降价幅度，可以大大增强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部门降低原研药中标价格的信心和底气。此前，由于外企生产的药品竞争力强，供不应求，通过集中采购招标很难将价格压下去，外企的药品几乎都按照市场上的最高零售价中标，而相比之下国内的药品生产企业的招标价格已经被压到极限。长期以来，国内药企抱怨价格差距太大，导致国产药品研发停滞不前。此次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将外企药品降低了很大幅度，也算是对国内药企的一个正面表态。
对于3月7日的药品降价，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价格调整综合考虑了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实际价格等因素，并区分不同情况，突出了重点。对费用高的药品加大了降价力度、对费用低的药品少降价或不降价，在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同时，既保证廉价药的供应，也适当控制了对创新型药品的降价幅度，以鼓励药品的研发创新;对已单独定价药品，进一步缩小了与统一定价药品之间的价差，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虽然7年来药品降价达27次，无论是国内制药企业还是外资制药企业，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如果问一位普通百姓是否感觉到药价明显降低，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否定的。这几乎成了医改行政施行三年来的悖论。
“医改也只能在药品降价上高歌猛进，在其他方面如何呢?”一位医改专家评论。他历数了这几年来医改所能推进的范围：药品降价、推进医院的电子信息化建设、投资建立基层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扩大农村医保覆盖率，这些种种都是“硬件”，只要有行政命令和投资就可以做到。“剩下的软件呢?牵扯到人的地方该怎样改?”他反问。
“中国的医改，最关键的是对体制的改革，现在所能做的都是绕着它走。”朱恒鹏认为，对整个医疗服务体制的改革是最关键的，也关系到医改的成败。
“比如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上述医改专家表示，因为这牵扯到人事制度的改革、薪酬制度的改革、所有制转变、国有资产流失等方方面面，到现在为止进展甚微，“还有地方卫生部门的利益问题，谁愿意放弃对医院的管理权?这远比药品降价重要得多。”
今年1月，卫生部副部长张茅公布了今年医改工作的五大重点，公立医院改革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健全基本药物制度，这让行业人士对改革的推进又充满了希望。
粤公网安备 441900020002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