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乡村医生互相交流，有的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现在有的农民工出去打工，一天就能挣100块钱。对于乡村医生来讲，条件好的一个月挣到两三千，条件不好的几百块钱。如果待遇低了，他宁愿去打工去，也不愿意当乡村医生。”乡村医生代表、安徽省铜陵县钟鸣镇新联村卫生室的朱克友说，希望国家能够加大投入，提高乡村医生劳动报酬。
对此，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说：“乡村医生的困难确实很多，刚才他们都提到了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他们真正的身份还是农民。原来民办教师的身份现在全都转公了，而我们乡村医生的待遇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农业司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媒体能够呼吁一下这个问题。各级政府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面临的实际困难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将继续努力，使得更多的乡村医生能够扎根基层，包括更年轻的，像扎西这样的年轻乡村医生，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基层工作岗位上长期给老百姓服务。”
乡村医生“人走网破”之忧：队伍后继乏人
5月6日下午3点，李维盘迎来当天第二位病人。患者买了一盒药，花费3.8元。
69岁的李维盘是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沙河站镇董堂村村医。
本刊记者看到，他的诊所是一间面积不过30平方米的小屋，病床是两张铺着草席的木床，办公桌是陪伴了他数十年的“老古董”，医疗设备则是体温计、血压表、听诊器这“老三件”。
李维盘说，由于医疗条件简陋、设备缺乏等原因，他的诊所经营困难，每月收入仅200多元。
在近年政府加大对村卫生室硬件设施投入的大背景下，类似这样的村卫生室目下并不多见。
但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村卫生室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业务活动的开展，补助收入比例很低，仅占1.5%，有9.6%的村卫生室收不抵支。
“从长远考虑，村级卫生室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将直接威胁到乡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医生马文芳向本刊记者坦言。
而通观2009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其对完善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建设提出了机构建设、人员建设和管理建设等三个方面的要求，但近期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两个层面。
换言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网底”之称的村级卫生服务机构，尚未获得足够的政策考量。这将给新医改带来何种影响？
陈竺的“不满意”
与李维盘的诊所相比，马文芳的诊所堪称“豪华”。
本刊记者在这座白色的二层小楼看到，楼前的小院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透着勃勃生机，一楼是体检室，里面装满了心电图仪、B超机等崭新的医疗设备，二楼是宽敞整洁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马文芳和国家领导人、卫生部官员、河南省领导等的合影。
据悉，这栋小楼由当地政府出资修建，医疗设备则是一些企业的捐赠。马文芳的诊所之所以“豪华”，盖因其特殊的身份——他是中国目前90万乡村医生中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
根据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的有关要求，各地应建设标准化的卫生室，配备基本的医疗设备，以满足“小病不出村”的要求。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由于卫生室的建设和设备的添置基本靠乡医自身负担，乡医对此往往缺乏积极性。一些无力建设新卫生室的乡医只好选择租村民的房子，然后再进行简单改造，一些乡医则干脆退休，与此同时，医疗设备严重老化，多数乡医使用的还是上世纪的装备。
其背景是农村卫生资源薄弱的老问题。
卫生部发布的《2009年卫生统计公报数据解读》指出：“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卫生资源配置总量不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特别是农村卫生发展欠账太多。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城市居民人均1862元，农村居民人均455元）。”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春全国两会接受采访时亦称，“我觉得欠账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在农村、在基层”，这令他“不满意”。
近年政府对农村卫生已经作了一定努力。
2003年实施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对边远村卫生室进行政府投入建设，各省通过省、市、县等各级财政自筹资金，对村卫生室进行了一定的建设。
2009年医改实施方案出台后，中央按照每村卫生室5万元的标准（其中设备10000元），又投入12.5亿元对中西部偏远、民族、边境、贫困及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地区的25000所村卫生室进行房屋设备建设。其中，中央投资10亿元全部用于房屋建设，地方政府配套2.5亿元用于设备建设。
针对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长期缺乏的矛盾，国家决定从2009年启动6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中包括农村妇女“两癌”（乳腺癌、宫颈癌）检查项目、农村改水改厕项目等。今年，国家决定将人年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15元提高至25元。这是政府对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又一重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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