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药已经渗入正规渠道　网络更是假药泛滥

　　今年9月底，上海市民张某因制售假冒“伟哥”获刑，他讲述，正是一次性保健品交易会上，他偶然得到一本产品说明书，详细描述了生产工艺及制作流程，带他走上了假冒“伟哥”之路。

　　此外，相关法律还存在空白、模糊地带。对于化工厂生产药品原材料，许多保健品含有药物成分，甚至标称疗效，应如何管理和处罚，地方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均反映缺乏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奋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目前假药发现难、查处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刑法修正案(八)解决了制售假药入刑门槛过高的问题，但对于假药犯罪致死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未作出相应司法解释。

　　另外，使用假药延误病情导致身体严重危害甚至死亡，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对应。李奋飞认为可适当修改刑法相关适用条件，在什么是假药和劣药的区分及治罪上给出明确解释。

　　有关法律专家指出，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起刑点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危害相比显属畸轻，加之实践中，又多适用轻刑、缓刑甚至仅适用罚金，难以起到惩戒震慑作用。

　　也因此，据办案民警转述，制售假药行内甚至盛传，“有贩毒的利润，无贩毒的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认为，假药屡打不绝，与行业门槛低、技术要求低、资本要求低等多因素密不可分，结合网络、游商、小广告等新特点，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监管上，应创新打击方式，摧毁假药完整链条，增加犯罪成本和“入行”难度。

　　此外，曲新久建议，政府监管可提高信息共享力度，药品企业则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例如针对包材回收严重的药品，将包装改为一次性，加大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

　　我告诉他们（加工厂）别吃死人，要加点能治病的东西，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反正我不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