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医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的今天,为了拯救部分医务人员渐行渐远的医德,有关部门开出建立医德档案这一药方,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在我看来,存在着悖论的医德档案注定只能成为医疗机构自娱自乐的独舞。
这一悖论在于,医德档案源于医疗机构和医生自我记录、自我评价,而缺乏患者参与,如何能保证它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呢?这种自己记录自己、被服务对象反而没有发言权的医德档案,显然是一种左手监督右手式的无效管理,无疑是靠不住的。公众和社会不认可,也就没有什么约束力和公信力可言,最终必然成为医疗机构的自我表演。退一步来说,即使将建立医德档案的权力交给到医疗主管部门,显然也是不合适的。谁都知道在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医院及其主管部门如同“父子”一样的关系,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这时,如果让这些监管部门来负责医德档案的填写,仍然无法让人信服。
从扁鹊华佗时代开始,我们医务界就不乏理想的标杆,而实践证明,理想的标杆要靠制度来支撑和保卫。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仅仅希望通过建立档案来约束医生医德是无疑是靠不住的。当前医德的滑坡,与一些医务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和职业道德缺失有一定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现有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医疗机构在创收思维下的逐利冲动,引起了医院以药养医,医生拿提成、收回扣、药价虚高等一系列问题。试想当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与医疗服务收费直接挂钩时,任何的道德劝说都是徒劳。不从机制和制度入手,却从医生医德入手,无疑是舍本逐末的办法。
与医德档案相比,我们更期望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通过制度建设,对医院机构和医生违规行为严格问责,用体制的力量消除医院牟取暴利的侥幸心理,借制度留住医生的医德,唯有如此,才能对医德滑坡起到标本兼治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