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享受公费医疗人群多年来已经习惯在这种体制下就医，现在要他们突然转变过来会不会有难度？
褚福灵：归根到底，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所以肯定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包括机关群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推动起来肯定是存在困难的。转变的原则一是新老分离，二是逐步过渡，改革中新人、老人有别，退休人员可以继续享受待遇，不会是一刀切的制度转弯。
《21世纪》：有人说公费医疗改革是将退休人员的医疗包袱甩给了医保，您怎么看？
褚福灵：退休人员以前没有缴费，现在如果让他去医保报销，确实不符合保险权利与义务相关的法则，但是这些老人年轻的时候做出了贡献，假如把退休人员纳入保险制度，应当由国家财政给予统筹资金补偿。
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前面提到的新、老分离，老年人不纳入医疗保险制度，继续享受公费医疗，老人用老办法。
三大类保险合并是个长期过程
《21世纪》：公费医疗改革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待遇相对较高，由高并低难，能否把基本医疗的待遇也提高上来并轨公费医疗？
褚福灵：首先不能说公费医疗一定很高或很低，公费医疗一般报销80%～90%，而基本医疗保障有一个起付线和封顶线，在起付线和封顶线之间，如果按照医疗目录、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服务项目目录范围内，报销比例在制度规定范围内也大概是80%～90%。只是因为有了起付线和封顶线，个人还要另外交纳一些费用，支出负担相对比较而言会大，公费医疗个人是不缴费的，区别在这个地方。
在欧洲国家公费医疗占GDP平均在10%左右，在中国如果都按照公务员的标准，中国肯定负担不起。公务员每人每年划拨1300多元，乘以13亿人口，差不多两万亿，相当于在中国目前财政医疗支出占GDP6%的基础上翻一倍，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事要解决，所以不可能用这么高的待遇覆盖全体国民。
基本医疗保险我们也有一些补充形式，包括企业、事业都可以有补充医疗保险，如果单位经济效益比较好，起付线自费的部分，也可以通过补充保险减少个人出资，同时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
《21世纪》：既然公费医疗转入基本医保是大势所趋，那么未来公费医疗还会存在吗？
褚福灵：享有公费医疗的个人不缴费，主要由单位、财政来承担医药费用支出，不符合风险分担的原则，如果建立起个人缴费，三方共担这样一个医疗保险机制，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企业、事业、机关各类人员，都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这是我们今后改革的目标。
《21世纪》：城镇职工、居民与农村分开制度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形式？
褚福灵：各个国家为公民提供相应的支付保障，从医疗保障整体来看，全世界有三大类：福利型、保险型和个人储蓄型，按照大分类的话我们属于保险型，美国属于商业保险型，我国和德国属于社会保险统筹。
各个国家最初也是城镇职工、居民与农村分开的，因为各个群体情况不同，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全部整合到一起，但是要有条件，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国家财政增强，才会有力量操作，逐步形成全社会统一制度。
我国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比较大，按照同一个标准水平来要求统筹，难度较大，短期内难以实现。
《21世纪》：目前推行的是公费医疗转轨基本医保，最终是否要整合城镇职工、居民以及农合三大类医疗保险制度？
褚福灵：这要视条件成熟的程度，进行逐步整合。我国大部分区域已经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只有个别地区存在公费医疗，公费医疗会逐步的并入基本医疗保险。除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有城镇居民、农村合作医疗，目前各地已经展开试点工作，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保险整合在一起，不分城市和农村，按照收入不同缴费不同，同时享受相应的待遇以及国家相应的补助，我认为这会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职工医疗保险和居民医疗保险是否整合，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职工与居民完全不同，职工有工资收入，有雇主，居民没有工资性收入，如果说国家财力增强到可以实现全民健康保险，通过税收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到这个时候，不论是居民还是职工，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享有相应的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障服务。
粤公网安备 441900020002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