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和垄断行业人员能享有国家医疗补贴，生老病死都有国家负担，而一些弱势群体以及失业、无业人员，因没有单位或承担不了医保费用则被拒之门外；即便这几年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患者的自付率太高，与公费医疗的不平等也难以弥合。因此，国人不断呼吁医改向公费医疗开刀，有人甚至断言，医改能否成功，根本在于是否公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公费医疗是一项制度性不公，取消它，必须从制度入手。这就决定了谁一旦成为这项改革的先锋，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示范效应。北京市平谷区取消公费医疗，虽然实际医疗补贴变动不大，但2万多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一下子和其他群体建立了一种“福利平等”，实在是让人激动。因为这预示着，体现底线公平的医疗利益调整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呈现出不公平性、敏感性和利益冲突的易发性等特征。若果在涉及制度性顽疾的社会不公面前畏首畏尾，抱残守缺，迟缓不定，拿不出实实在在的动作，势必让人民失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提出更公平地调整和分配各种社会利益，更妥善地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为各级政府的“平衡战略”选准了突破口。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敢不敢或者愿不愿在事关他们自身利益的堡垒下主动引爆炸药。
公费医疗改革让医保体系更健全
《21世纪》：近日北京平谷区启动了公费医疗改革，广东的公费医疗改革也将在近期开展。并轨的意义何在？
褚福灵：经过几年试点，在1998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当时的制度就包含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一块，但是由于二者性质有些不同，前者由国家机关财政预算，后者也是由财政拨款，经费相对稳定。同时公费医疗报销处理起来没有企业突出，改革就滞后一些。
公费医疗存在的单位保障问题比较突出，单位保障，起互济功能及抗风险能力不强。中央和省一级机关经费来源问题不大，但是到了县一级财政，比如某些县财政收入并不是很好，医药费报销面临很大的问题。并轨是要确保医改制度的持续性，保证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21世纪》：在采访过程中，平谷区劳动保障部门表示并不是因为财政问题才率先推动公改，事实上不论政府财政还是医院财政都有很大压力。对公费医疗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
褚福灵：说到底，我们的制度改革目标应该是明确的，保障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内人员的医疗安全。以前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通过单位报销，由于单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各地财政状况也有所不同，抗风险能力不均，为了确保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疗保障权益得到体现，所以建立保险机制，保障基金来源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降低各级政府、单位单独承担的风险。
公费医疗退出是必然
《21世纪》：公费医疗改革之所以牵动人心，因为公务员的特殊待遇，纳入医保后他们的待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褚福灵：整个医疗改革立足于基本医疗保险，以此为基础，需要考虑的就是这部分人群的待遇问题，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基本医疗保险首先解决基本的医疗保障，而公务员的医疗保障中会有一些补助和医疗照顾，加入基本医疗制度以后，对中央机关、领导的这些待遇应该会有保障，有人认为公费医疗待遇很高，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低，其实不能这样理解，对于公务员本身有医疗照顾，体现的是政府雇员的福利，在各国是普遍存在的。
《21世纪》：北京医改方案2001年就已经出台，为何中间推行需要这么长时间？
褚福灵：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涉及到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改革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调整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比如新老分离、过渡办法。在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和制度持续性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发展。
另外一点，我们的改革不是要降低谁的待遇水平，很多人理解改革就是要降标准。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医保改革为什么要改成保险，不是为了降待遇，而是为了给职工提供更加充分的医疗保障，这才是医保改革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
《21世纪》：有学者认为，北京公费医疗改革最后可能只有北京市政府范围内的机关工作人员才会与医保并轨，对于中央直属的机构不动，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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