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刚才你也讲到，放在流通环节通过走票、洗票、洗出现金进行回扣，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加强了流通环节的管理之后就没有下一步的措施，我想我们是分步走。第一步，是先整顿流通环节，第二步，再结合我们的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医药机制的改革，来解决把改回到生产环节的这一些不合理的费用的出入问题，最终实现药品价格回归本身的合理价值，而不是承担现在我们有一部分以药养医的功能问题，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理解从监管的角度讲，也有一个先后的问题，也有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可能这些措施只是治标不是治本的。但是必要的治标措施可能也是要采取。
第二个你刚才讲到的费用率和销售费用率你觉得低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是征求意见稿，大家还可以提意见。只要是行业能够认可，社会能够接受，能够形成共识，这是我们能接受的一个底限。如果行业能够接受，但是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不能够接受，这个也很难出台，所以大家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对普通的药品的利润率的水平，之所以控制严一些，就是要促使大家、鞭策大家尽快研发创新的业务，而不是总是徘徊在仿制的环节上。
最后是一个题外的问题，今天我们做的竞争力20强，整合竞争力，我觉得这个题目出的非常好。现在的时期，也确实是需要到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政策相互配合，来促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了。结构如何能够调整，竞争力如何能够促进提升，必须有外在的环境的压力。要外有压力内有活力才能促成，所以政府必须逐步收紧，这是一个趋势，只有外部的环境紧了，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才能促使我们的企业，促使我们的资本能够加快整合的步伐。
市场观念与管制观念交锋 孰是孰非？
现场听众提问：药品价格办法里面，有一条，想请您做一个解释。关于期间费用率和利润率，如果我们把这个期间费用率节约出来，是否能转移到利润率上面？
郭剑英：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企业读的还是比较仔细。说我们的期间费用率和销售利润率核心就是这两个率之间能不能相互借用？比如说我的期间费用率国家规定是40%，但我实际是20%，那20%能不能移到通过利润来实现？这个价格还是维持不变。我觉得大家提这个意见其实挺好，只是我们在药品价格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中可能没有完全表达出这层意思。本意我们也不反对在规定的这种标准控制之内，企业如何自己来决定是通过利润的提高，还是通过降低期间费用来实现我们的企业发展，我觉得这都是企业自身的行为问题，我们在政策上不会那么严格的限制。
现场听众交流：刚才郭处长和于会长讲的，你们对药品价格这块的分析，我觉得于会长讲的是市场的观念，但是郭处长讲的其实是管制的问题。对药品的价格管理，我的理解是于会长讲的是从解决本以后解决标，但是郭处长的是先解决标再解决本，因为在目前实际情况下解决本是做不到的，但是肯定要有所作为，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如果是于会长代表市场，那郭处长代表的是管制。管制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改革，另外一个是革命。通常如果按照中国医药市场目前的环境特性来讲，当集中度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逐步管制强化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应该来讲，实际上郭处长的思路是对的。应该是管制为主流，但是管制的强度怎么界定的话，这个要参照于会长的意见。如果要让企业死亡80%，这个是革命，如果让企业死亡20%，这个是改革。按照中国的文化来讲，改革是从上往下，革命是从下往上。配套的制度改革，包括公立医院的改革一系列的东西都是要吻合的。如果不考虑这些集中化的市场情况，也不考虑配套的制度设施，这个管制的力度强化到一定程度的话，我认为等于是说，就是属于闭门造车。失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认为应该由比较宽松的管制逐步进入到管制逐步强化的过程。不能说一开始利润率控制在8%，刚开始大家一致反对，最后又调到10%，我觉得也没有意义。还不如一开始从18%，究竟多少企业能被淘汰掉，看看是不是我要的比例。不应该倒过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一项制度制定完以后，应该观察，有多少个企业是因为这项制度被淘汰出局了。
我认为郭处长的思路是对的。国外也是这样做的，但有一些前提条件。他的前提条件我们国家没有，所以这个控制就是说，要结合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做一些调整。让大部分企业能够活下来，但是一定要有企业被淘汰出去，这是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这一步做不好，下一步就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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