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呼吁:严打"假药贩子" 相关部门监管不力要追责
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抑制药价虚高，还有什么高招？药品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四川省德阳市畜牧食品局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谢天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药品管理力度，提高药品质量，控制药品价格。
今年是中国医改近三年重点实施方案的收官之年。医改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谢天佑认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高药价三个“过高”是造成老百姓看病贵的原因。“去年网上对药价虚高炒得很热，先是芦笋片由出厂价15.5元一盒，到病人那里变成213元的1300%的暴利事件，很快又是恩丹西酮的暴利达到2000%。”谢天佑举例说。
剖析药价虚高的原因，谢天佑认为，一是药厂把药价定得很高，二是医院受利益驱使，药价越高，顺差也就越大。如果一盒药的进价是10元，顺差只有1.5元；如果这盒药的进价是100元呢，顺差就是15元。
对此，谢天佑建议加大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对药品生产企业故意造假、不认真开展自检或者制作虚假自检报告的，药品监管部门要严肃查处。对监管人员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药品质量问题的，要严肃追究其渎职责任。建议药品监管部门立即在药品生产行业强推“质量兴企”战略，严厉打击药品故意造假行为，让见利忘义者受到应有制裁，确保药品质量，维护人民健康。
同时，规范药品的政府采购行为。建议以省为单位直接针对药品生产企业招标采购(不针对药品经营商，减少中间环节)，建立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质量信用档案(凡有药品质量不良记录的，三年内不得参与药品招标投标；再次出现药品质量不良记录的，永远不得参与药品招标投标)。
建立药品配送制度。以县为单位建立药品配送站(省会城市专门建立药品配送站)，负责辖区内所有医院、诊所、药店的药品统一配送(辖区内所有药品一个渠道统一购进，一个价格销售)，省级招标确定的药品生产企业直接针对药品配送站供货。药品配送站不以盈利为目的，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解决，或者由供货的药品生产企业解决(如要求生产企业按照货值的1-3%提供药品配送费用，在药品招标时作为条件设置)、或者允许其有一定顺差(如配送站可以按照药价的1-3%加价，作为配送站运转费用)。医院、诊所、药店实行药品统一定价，只允许在配送站价格的基础上顺加15%，即同一辖区内同一药物品种的价格是一样的(无论是医院、诊所和药店，药品价格都一样)。这样，既有利于价格控制(招标价、配送价、销售价都能有效控制)，又有利于质量追溯(只有正规药品生产企业供货，没有中间商，一旦出现药品质量问题，一下便可追溯到药品供货企业，进而追溯企业自检责任和监管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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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特药房案中，当事人是否涉及刑责在业内存有争议。按照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何种情况才算“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却难有定论。实践中，其解释权由药监部门掌握。
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此作出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属于注射剂药品的应当认定为刑法中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而上述假冒抗癌药均为注射所用。
不过，南京新特药房销售假药案恰恰于司法解释出台前一个月立案。
尽管如此，礼来公司认为，就已经查实的108万元案值而言，新特药房案也应该涉刑。此外，按药品法规定，对于违规购药的药品经营企业，先是罚款，之后是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但在新特药房案中，药监部门没收了新特药房非法所得108万元，吊销了其药品经营许可证，却独独没有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协助药监部门查办新特药房假药案之后，礼来公司在另一省会城市发起了“打假”行动。这次行动被认为吸取了新特药房案的“教训”，当地药监部门在公安人员配合下，一举抓获数名嫌疑人，并很快逮捕。“人刚转到看守所，那边的说情电话就打过来了。”一位知情者说。
该案和南京新特药案均指向同一群人。礼来公司分析认为，多起假冒抗癌药背后极可能有一个分工明确、行踪隐蔽的造假团伙，他们盘踞在北京郊区，通过回收真药瓶，手工灌装假药，然后发往全国各地，通过正规药店或者医院肿瘤科医生向患者兜售。
不过，这起案件的前景似乎同样不乐观，据知情人士透露，假药贩子被抓不再交待任何上线，并且明确对办案人员说：我如果不说，蹲几年监狱就可出去；我如果说了，出去就会没命。
在南京药监部门查处新特药房一年之后，多数顾客对该药房销售假药一事仍不知情。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了5位从新特药房购买过日达仙抗癌药的患者家属，其中仅有一位从坊间听说新特药房因为卖假药被关门一事。不过，在得知真相之后，受访者尽管深感惊讶和愤怒，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强的维权愿望。“它（新特药房）既然关门了，我们也没办法了。”一位受访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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