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凤岗镇广济医院再现离谱输液单

　　“离谱输液单”呼唤更公正医疗监管

　　49岁的湖北籍外来工吴喜英因胆管结石入住东莞市凤岗镇广济医院，28天后不治身亡，留给丈夫肖国海一张长达9页的45万元欠费单。医院开具的住院费用表列出了320多项收费项目，其中一月输液330公斤、输血14000多毫升与病人死后仍在计费等引发质疑。

　　尽管已经对“看病贵”现象有些麻木，但这份45万元的住院费用单还是令我们为之震惊。且不说住院28天日平均1.6万元的天价费用，单是这一个月输液330公斤就足以超越公众的想象力。常识告诉我们，成年人的体液约占人体的60%—70%，而输液330公斤相当于把吴喜英的全部体液换上近十遍。有较真的网友算了笔账：按照每公斤1000毫升输两小时计算，330公斤液体需输660小时，即27.5天，也就是说，吴喜英住院的28天内，差不多得每天24小时都在输液才能输完。

　　对于公众质疑输液超乎常理，广济医院负责人解释，死者生前静脉输液为101.45升，其余200多升液体主要用于“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与透析类似，需要使用大量的液体，这部分不是输入病人体内但计算在“输液单”内。但这样的说法只能是欲盖弥彰，“按下葫芦浮起瓢”。新的质疑随之而来，采取如此昂贵的治疗方式为何没有事先告知家属并征得同意，医院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专业欺骗”？

　　人们常把看病称作“求医”，一个“求”字将患者的弱势地位暴露无遗。尽管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备受诟病，但囿于权利的不对等和信息的不对称，患者往往是敢怒不敢言，干吃哑巴亏。可以说，从踏入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很多人都做好了两手准备，一边把自己看做“砧板上的鱼肉”，横竖都是一刀，一边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只要大夫能把病治好，贵点就贵点吧。

　　不过，残酷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医院的过度医疗是从不讲求“次道德”的，吸金大法同样是没有上限的。无论是五年前轰动全国的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还是如今颠覆常识的“一月输液330公斤”，我们丝毫看不到悬壶济世的妙手仁心，看到的只有“厚利多销”的贪婪之心。

　　看病贵如弹簧，你弱他就强。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患者倘若一再容忍，只能进一步助长医院巧取豪夺的气焰。当离谱的输液单公然挑战公众的容忍底线，过度医疗行为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整治的时候了。除了患者自身要增强维权意识，主动向医院不合理收费提出质疑外，还需要一个客观权威的“裁判员”帮助我们有效化解医患纠纷。

　　当然，管理上存在隶属关系的卫生部门难担此任，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医疗监管机构呼之欲出。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特区医管局聘请了众多拥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担任全职顾问，由政府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其薪酬，主要任务就是监管医院，处理患者投诉。唯有彻底摆脱任何利益纠葛，独立医疗监管机构才能对医患纠纷、药价是否合理做出公正的认定，迫使医院不敢逾越雷池。

　　相关新闻：到底是谁给国人输了104亿瓶液？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会上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的水平，“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尽管过度用药的事过去听了不少，没有想到再听还是那么吓人：一年给国人输了104亿瓶液，究竟是把患者当成了傻子，还是把药液当成了牛奶？试问，谁该为这104亿瓶液负责？104亿瓶液又给新医改什么教训？到底是医生诊疗水平问题还是医德问题？医院和医疗监管部门在过度用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显然，发改委官员只是举例说明，大概想说的是，不但存在着严重的过度用药现象，而且也存在过度检查化验、过度治疗……“过度XX”，不仅助长了看病贵，更危害了公众健康。其实，去年国人输了104亿瓶液，也暗示2009年之前可能输液更多，因为去年初新一轮医改就已经上路，已经在动手纠正“以药养医”，财政投入也在不断加大。

　　不可否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后，药价有了明显下降。据发改委披露，初步统计基本药物价格大约下降了30%，这是好消息。但问题是，药价降了，药量有可能涨了，检查化验有可能多了。因此说，单纯药价下降意义有限，看病费用真正下降才有意义；评估医改效果，有关部门不能自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初步得到缓解，而是要听听患者怎么说。

　　既然国人的身体里装了104亿瓶液，公众必然就要追问，谁给国人输了这么多液？无疑，公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正是由于医生滥用了处方权，才让国人过度医疗。在我看来，医生滥用处方权有两种可能：一是医生医德问题，即医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或回扣收入，让患者过度用药；二是专业素养问题，即医生的诊断和处方不科学不合理，把输液当成了灵丹妙药。

　　同时，104亿瓶液还会让人想到医药企业和医药代表，想到他们和医院、医生如何勾结起来销售药品。之前，就有某药企给医院援建静脉药物配置中心，而医院承诺5年内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全部使用该厂产品的奇闻。至于医生吃回扣的丑闻，更多到难以统计。可见，对于过度用药，不但要约束医生，同时也不能放过那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药企。

　　医生滥用处方权，医院自然逃避不了责任。我甚至认为，医院存在的“三过”现象——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并不是医院疏于管理，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三过”可为医院创造更多利润，是医院盲目扩大、搞“面子工程”的支撑。

　　如果要问，一年给国人输了104亿瓶液，谁才是最大的责任人，我以为，监管者最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一方面，治理和监督过度用药是监管者的责任。目前，北京已成立了药事管理专家委员会，以遏制过度用药，但其他地方似乎还不见类似的举措，这必然会纵容过度用药。另一方面，财政补贴不到位，导致过度用药。不久前，某市一家三甲医院院长针对“药品同城同价“之举指出，“政府笑了，患者傻了，医院哭了”。医院“哭”的原因是，“‘同城同价’已经正式上马了，可是政府的补贴政策还没有出来。”

　　显然，财政补贴不到位，真正“哭”的不是医院，而是患者，用这位院长的话说，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药，都是由医生来决定的。这不是明摆着要给患者过度用药吗——不但要多用药，而且要用高价药。我以为，只要包括过度用药在内的“三过”现象存在一天，新医改就难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