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生产企业很委屈。2010年，国内制药企业的含税利润只有10.5%，而跨国制药企业息税后利润在25%～30%。”从这条利益链上看，药品生产企业获益并不丰厚。
一些观点则将药价虚高的根源归结为“过多的中间环节”。
但早在2006年前后，作为主要中间环节的医药商业企业就开始疾呼进入“微利时代”，行业平均利润率不足1%，这个充分市场化的领域不存在暴利。
至今，人们还能在一些研讨会上听到熟悉的质问：“让监管部门一味地压缩中间环节试试，看最终受伤害的是谁？”
那么，药价虚高扭曲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药价虚高”的矛头不断略有变换，但有一个矛头一直没变——“以药养医”的机制。
大致的逻辑是：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与医生形成了主体和代理人的关系，由于高价药加成后获利空间大，激发医疗机构对高价药的偏爱，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乐于迎合，于是价格越高的药品在医院越好卖。药品采购和销售上的双向垄断，使得医疗机构的用药行为左右了药品市场的发展。
矛头也指向了“拿回扣的医务人员”。有人爆料医生的回扣占零售价的20%～40%。多年来媒体曝光的医生拿回扣案例一次又一次让人大跌眼镜。
医疗机构始终保留不同意见：药价太低我们敢用吗？价格不是医院定的。此外，药品采购是政府主导，药品加成15%是政策规定的，政府给医院的拨款只占医院年开支的7%。
很难从医疗机构管理者发言中听到“以药养医”，他们充其量认同的说法是“以药补医”。
究竟谁才是药价发“虚”真正幕后推手？
有人也将矛头指向政府管制，因为一些部门不仅监管不力，同时部门间存在监管“缝隙”。
这些监管“缝隙”和监管不力，以及机制不完善，给了企业多种回旋空间，“变脸药”、“特权药”不断出现。
比如，按照我国目前的药品定价机制，除了要考虑企业成本和利润外，还存在着对各方面的认定，这些认定派生出专利药、原研药、仿制药、首仿药⋯⋯这些认定来自于政府不同部门，但是都会与价格挂钩。
有关医改的争论中，药价管制一直是焦点之一。药价究竟是要听政府的，还是要听市场的？政府降价究竟有没有用？
很多人以美国对药价管制较宽松为据，但也有专家指出美国有一套较为严密的机制约束着药价扭曲，比如医保付费的约束。
在国内，并不缺少支持政府管制医药价格从而控制医疗支出的事例，但是企业界和绝大多数企业界人士反对干预：控制医药价格上涨并不等同于控制医药支出上涨，非管制药品的价格或者其他医疗服务成本上升可能抵消政策干预的作用。
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也不主张政府对药价进行干预。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等人2008年的一项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干预政策的确降低了价格，但医生会通过调整药品使用结构来应对价格管制，大大削弱政策干预的影响。
粤公网安备 441900020002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