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言假药可作共犯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答记者问时表示，对于明星的代言行为，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作为共犯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很重要。

　　根据《刑法》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是故意犯罪，构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为前提的。从法律角度讲，行为人只有同时明知自己行为的内容和危害性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什么性质的危害结果，才能成立故意犯罪。那么，明星代言假药，对是否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如何取证呢？这恐怕是将能否将代言明星列入共犯，追究刑责的一大难题。

　　假药出事了，代言明星也躲起来。要找到他（她），可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作十万分懊悔状，早知是假药，给我一座金山也不会出面代言的！而纵观明星代言药品或保健品广告，仅从一些批准文书上他们是无法识别其真伪的。揭开假药神秘面纱，大都通过暗访等媒体追踪、职能部门追查等手段最终才让假冒伪劣药品大白于天下，在代言之先，明星所能知道的与广告商所知道的是等量的。尽管有的代言明星在事先连产品都没见过、也未用过，却表现出“数十年如一日地使用该产品，让自己美丽常驻、返老还童”的高超演技，有夸大其词，欺诈公众的行为，但平心而论，让他们在代言之前就能识别其药品的真伪，确实太勉为其难了。

　　话又说回来，假设明星事先知道代言的是假药，可调查时“打死我也不说”咋办？恐很难取证。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所代言的药品早就作为假药在媒体曝光过，不仅作为明星，就是普通百姓也妇孺皆知，此时再抱着侥幸心理充当代言人，就是当然的共犯，不过这仅是少有的个案。故而，对明知假药的代言明星列入共犯，适用性、操作性不强，只能表示谨慎的欢迎。要想从源头上强化代言人的法律责任，遏制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就应该引入“证言广告”制度，形象代言人做“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明星必须是其所代言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否则就要被重罚。

　　链接:药品广告法律解释细则应该让民众满意

　　药品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什么代言都不如代言假药的危害更严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用《刑法》的政策来遏制明星代言假药广告，是必要的。

　　我们再重温一下解释细则，它说你明知道生产、销售假药、劣药，那就对明星代言作共犯处理，但是怎么知道明知还是不知呢？它又说了一个细则，它说一旦代言药品被发现是假药、劣药，公安部门调查明星的时候，明星提供不出审核情况的证据，就属于明知的范畴。这审核情况的证据一个是质检部门出具的合格证书，一个就是药品的批文。

　　这些细则出台，如何让民众满意，确实是这次媒体质疑的焦点。比如美国，它有一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它在规范广告词的时候，是相当的细致。比如说第一，广告词必须要反映代言真实的意见，你使用过你才可以表达，而且你表达的必须是你真实的感受，你没有小孩，你绝对不能做奶粉的广告，因为你的孩子没有吃过奶粉。

　　再有一点，代言人在广告产品中，对于有关产品效果的部分，必须有事实依据，你要有数字，你要有证据，你要没有这个证据，我们就可以控告你，投诉你，说你夸大产品的疗效，我们有法可依，就给你进行赔款也好，重罚也好，判刑也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依据，这在我们国家现在是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