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看来，公立医院理应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本身就不应该高收费，满足公众这一需求的基本前提是，维持公立医院运营的生存发展资金能够得到保障。然而，我国的医疗卫生投入不仅原本不足，而且还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卫生投入在公共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由1985年的38.58%降至2000年以后的15%，而民众支付的成本却从1985年为28%升至2000年以后的近60%，如果吴明江所提供的数据属实，更是将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90%，倘若看病不贵反倒是咄咄怪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
吴酩：新医改必须跳出“以患养医”旧窠臼
健康权是生存权的一部分，属于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重视人权的国家、政府，必须把公共医疗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公益性事业加以建设和维护，必须把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
但历史的原因和走偏的改革，却造成了激起众怒的现实。虽然在前一轮医改中，也提出要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实际却完全走了样，不少公立医院变成了“两头通吃”的怪物--既要公共财政补贴，又大捞市场油水，再加上明里暗里索要“红包”，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饱偿变味“医改”之苦的民众，至今心有余悸，担心新一轮医改依然会走原来的老路，并非没有道理。其实远不止是医改，近年来的不少“改革”，最终结果都是让普通百姓“又多做了贡献”。极少数人得了香饽饽，改革却被扣了屎盆子的事，屡见不鲜。
一些改革之所以变味、走偏，关键是思路不对。如果把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甩包袱”当作改革的真实目的，那出问题就是必然的。一段时间里，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的逐年减少，一些地方积极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甚至一卖了之的做法，正是改革宗旨离轨的表征。
新医改方案最令人振奋的，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是，明确强调公共医疗卫生“回归”公益性，“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说白了，这就是要纠正前一段所谓“医疗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由政府把发展公共医疗事业、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产品的责任重新承担起来。从“卸责”到“担责”，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给了老百姓逐步脱离“看病难看病贵”苦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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