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政府官员，郑宏对于行业的快速整合感到心有顾忌，“兼并重组讲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蕴含着社会稳定、转岗分流等一系列问题。只是目前基本药物制度才刚刚推行，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利益重构并非仅限于国内企业之间，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之争。
安徽安科生物董事长宋礼华表示：“每当国内企业产品和国外跨国公司产品同台竞争，最后的胜者都是跨国公司的产品。当国内企业还在为争取某个医生的一张处方、一家医院的采购权的时候，跨国公司已经在做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公关工作，进而间接影响药品目录的制定。”
扬子江制药企业董事长徐镜人则痛批：“在招标时有欧美认证就能获得加分，把人家的仿制药卖高十几倍、几十倍的价格，好像美国的仿制药要比我们的仿制药好很多。同样仿制药同样标准，价格不一样，我们总好像比别人低一等似的，感觉很自卑。”
核心在于解决利益错构
在利益重构预期下，基本药物制度推行最根本之难在于改变各环节利益错构的局面。由于国家对公立医疗机构合理的补贴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医疗机构长期蚕食着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利益。单纯在生产、流通环节推动利益重构非长久之策。
由于药品招标和采购分离，即使企业在政府招标中中标，但最终是否能在医院销售出去，往往取决于医疗机构是否采购。制药企业不得不对医疗机构、医生进行逐个公关。
有“药品招标采购第一人”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直言不讳：“我们的集中采购制度被异化了！我们一直都在围绕着优化医院药品采购的外部环境在做文章，始终不敢触动公立医院的采购制度，不敢触动公立医院的既得利益。”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公开抨击：“尽管各方都刻意不去提及医院各种名目的回扣，但医改不应回避这种事实。管不住医生的处方笔，看病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他以医院药品购销为例，“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占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的比例保守估计，全国一年的药品回扣款达450亿元之巨。如果算上在利益驱使下不合理用药的金额，就将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他引用了一位专家的估计，每年不合理施治所造成的医疗支出，保守估计也在1800亿~2000亿元之间，占到全国医疗总费用的三成以上。
而据业内人士匡算，去年医保支付基本药物的费用，加上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减少的15%加成费用，2009年国家为老百姓节省的药费是700亿元。700亿的成效的确值得欣喜，但是相对于医疗机构各种回扣仍然显得“逊色”不少。
“如果这样下去，无论你怎么调整政策，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政策目标不可能完成。”李宪法认为，“集中招标采购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公立医疗机构采购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剔除灰色利益，让采购活动更加经济有效，进而促进合理用药。”
但目前医疗机构在采购基本药物时二次返利的现象非常严重。据耿洪武介绍：“有的医疗机构明着要求返利15个点，尤其是遇到大医院，你不让利就意味着出局。”
“尽管我们有一些省份采取了一些避免二次议价的做法，但是总的来说现在恐怕还没有跳出二次议价的阴影。”郑宏表示。
“如果基本药物实施得不好的话，在本来单纯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快也会出现商业贿赂。”耿洪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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