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剑英：是的。如果招标价格已经低到生产成本以下，中标企业的药品质量就要打折扣。工程招标也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制定药品“地板价”，我们将积极研究。
《中国经营报》：目前市场上有传言，发改委酝酿基本药物大降价，降幅或达30%-40%，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郭剑英：纯属猜测。
公众误读药价问题会影响医改信心
《中国经营报》：发改委在一次一次降低药品价格，为何公众还觉得药价虚高，看病难看病贵？
郭剑英：药价虚高的根源在于医药卫生体制并未理顺，这也是为什么要进行医改的原因。看病难、看病贵主要不是药价高，是在于医生的一支笔，医生的临床用药是否合理。现在我国诊疗费用过低，医院要通过卖药获得收入维持运行，医生要通过卖药维持体面的生活。所以单单改革药价体系，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如果仅仅幻想从降低药价上实现医改目标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医疗保障水平比较低。现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三种医疗保险，制度上覆盖了12亿人口，但制度覆盖就意味着虽然覆盖，现实中却并不一定能享受到满意的医疗保障。
三种保险模式中，只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比起美国，北欧等国家，保障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比如，我国医疗保障不仅有起付线还有最高线，低于起付线的不报销，高于最高线的也不报销，但是美国是如果低于某一个额度，医保和自费共担，超过某一额度，医保全部报销。
当然，这与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有关，经济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中国经营报》：可能是群众对药价感受明显，所以公众容易把看病难看病贵归结到药价虚高上。
郭剑英：对。但是如果媒体对此有误解，就会影响公众对医改的信心。2005年的时候，发改委给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于医改的推进起到了作用。我们在这份报告中就谈到，看病难、看病贵并不仅仅是药价虚高的问题，而是医药卫生机制未能理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从药价过高这个角度分析医改问题，是不够理性的，也会误导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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