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仁术”变成“钱术”
这些年，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苦，已成为民生的“常青藤”问题；斩而不断，理则更乱。
医者，救死扶伤也。自古以来，医者都被视为神圣的职业，正所谓“医者仁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常被作为医学院校学生的宣誓言；因职业而直接对人的健康、生命掌控，因职业即受人尊重，无人可与医生相比。但如今，在很多民众最不满意行业的调查中，医生经常榜上有名。当然，受人爱戴的医生也不少，只是“爱戴”的标准却也变得耐人寻味。
2009年9月25日，经过3万多市民无记名投票，武汉汉口金桥社区医生王争艳从两万多名医生中胜出，当选为武汉市“我心目中的好医生”。这位普通的社区医生胜出的优势在于：从医25年来，她开处方平均单张不超过80元，最小的一张只有2毛7分钱；她还拥有看、触、问、听的微笑服务。数百家媒体对她报道，数以万计的网民热议，难以计数的群众爱称她为“小处方医生”，成为她的粉丝。
这则新闻虽小，但却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在对医疗的评判方面，“钱”的问题已成为了重要标准。
在医药论坛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抱怨：“如今有些医院、医生最先看到的，已不是患者的病痛，而是‘公费还是自费’、病人的经济状况、治一个挣多少钱。”
记者在北京301医院随机采访，陪同母亲看病的刘女士告诉记者，为了避免凌晨四五点就去排队但也不一定能排到号的辛苦，她选择了300元特需挂号（同一医生的普通专家号只需十几元），没想到此后的一系列程序都“被特需”了，比如，做一项胃部检查，如果病人看的是普通专家号，检查费用是200多元，如果看的是特需专家号，检查费用则要400元。在医院，你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以收费为标准的“被对待”。
当然，按照医院的解释，“特需”是为了方便特殊、有紧急需要的病患，减缓他们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看病难的问题并非只能通过“收钱”的途径来解决。
“小病大治，大病贵治，无病造病也要治；检查常规化，药方昂贵化，能输液的不能只口服，能手术的尽量不保守。”——医者的治病救人的公益身份越来越带上了贩药赚钱的商业色彩，医院越来越像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大卖场，医生成了医药产品和各种检查的推销员，医患关系从共同指向“治病”渐转为利益博弈，患者的病痛成为医院盈利的媒介。
“其实，多收些钱也没关系，只要能早点把病治好，把病人照顾好。”刘女士说，“最让人生气的是，收了那么贵的费用，还不好好看病。”刘女士告诉《方圆律政》记者，她陪母亲在北京一著名的心脑血管医院就诊时，一位副主任医生就曾直接打断病人对病症和二十年心脏病史的叙述：“我们只认我们的检查结果，检查结果上显示你没病，我就认为你没病。其他的我们不管。”
现在，医疗仪器、电脑系统正代替医生成了看病的“主角”。医生们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器械的检查结果，其原本就短的问诊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埋头开药、开检查单所占用。
“器械检查，电脑看病，医生卖药，医院收钱。”网友的讽刺虽然有夸张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一方面，患者的医疗负担日益沉重，医疗领域的贪腐之气不减，社保资源的浪费巨大，医患矛盾频频爆出；另一方面，医生们却是叫苦连天，一肚子委屈没处倒。“从个人角度讲，很多医生也不满意现在的状况，工作量超大，还挨骂，我们也没办法，谁能置身制度之外？”北京郑乾医生对《方圆律政》记者说。
北京儿童医院内科主任赵津生医生说，到就诊高峰期，不少医生都会因过度劳累而生病，为保证患者就医，医院硬性要求发烧38.5℃以下不能休息。医院各部门加班、超负荷工作已是惯例。以打输液针为例，当班护士一天最多要服务300—400人次，即便是非常有经验的护士，一天下来也是眼花缭乱。此外，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的收入和待遇并不高。
既然大家都不舒服，到底病在哪里？
“以药养医”的病根
2010年5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湖南湘雅二医院药价虚高现象：“出厂价仅为15.5元的芦笋片，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等多级代理、层层加码后，卖到患者手中时竟涨到213元，加价率高达1300%。”
据一位在医疗领域工作了3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透露，按照2009年我国门诊量、次均医药费、药费占比等数据计算，全国医疗机构仅门诊开药回扣就高达520余亿元。而一些价廉物美的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后，会立即从药品市场上消失，然后改头换面以高价药重现市场。
究根这些怪现象，正如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所言，医疗机构与药品营销的经济利益联系、医生处方与其个人收入的经济利益联系，是导致医生开大处方和高价药，甚至收受药品回扣的重要诱因。
就连医药联手的药老板对此困境也是越来越不满。曾有50多家药企老板联名指出，药价过高的根子在医院的“以药养医”体制；他们强烈要求改革体制弊端。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从制度上切断利益链条。”郑乾认为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其实很简单，但关键是怎样才能有效做到？的确，医疗回扣现已成为行业潜规则，药厂、药商、招标人员、医生之间已经形成了顽固的利益同盟。若要打破此链条也非易事。
俗话说得好，痼疾还需良医用良药。卫生部等频频出台的方案、措施，乃至法规，也彰显了有关部门治理医疗民生问题的决心。
“增大医疗投入”无疑是近年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政府每年都在往医疗上大把“投钱”，而且逐年增加，“医”民之心，不可谓不切。
但关键是钱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据中科院调查报告，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生病诚可贵，官命价更高，若为人民币，二者皆可捞！”网友“hgt”的牢骚虽然有点不地道，但也是话糙理不糙。
也有人认为，管理部门在药品回扣问题上惩罚力度不够，才让一些医生存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导致了药品回扣风盛行。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这药方不可谓不“猛”，但药要用“准”方为“良”。该意见实施两年来，我们至少还未见到明显的整体效果。“要让法律条文真正落到实处，必须要彻底改革‘以药养医’的体制；让大多数医生从被利益关系牵着走的窘境中解放出来，法律才能对少数违法者产生威慑力。”郑乾说。
分流改革 引入竞争
医疗体制改革是个世界性的难题，颇受我国媒体推崇的美国医疗照样被本国民众骂作“最糟糕的体制”，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进行改革尤其困难。因此，解决群众看病问题，政府任重道远却也责无旁贷。
对于政府医改，孙隆椿建议，公立医院亟待在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切实进行变革，应该打破卫生部门对于公立医院的垄断，营造宽松的医疗市场竞争环境。他认为，“中国的医改是‘滞后’的，还有很多的利益格局要去打破，还有很多路要走。”
但最近一项低调出台的医疗政策却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初步肯定。
2010年12月3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各类医疗机构，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合理确定非公立医疗机构执业范围，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允许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简化并规范外资办医的审批程序。
“一视同仁”被视为该意见的关键词，社会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和公立医院享有同样的待遇。业内人士基本形成共识，该意见中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出现绝非一个可忽略的信号，“我们相信，决策层绝不只是为多建几家医院，而是希望借助民营、外资医院的放开撬动整个医疗体系。”看来，这招是在期待 “鲇鱼效应”。
多年来，中国民营医院和外资参股医院的入门和拓展的条件一直较严苛，其发展规模也非常有限。2009年，私营医疗机构数占医疗机构总数的36.06%，床位数仅占全部床位数的5.19%。社会资本医疗发展普遍面临准入门槛高、经营压力大、发展空间小、技术人才缺乏、监管机制不健全、发展环境不佳等问题。用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的话说就是，十年创业，甘苦自知！
然而该意见的出台，却让盘仲莹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了莫大的期望。她认为，民营医院的春天来了！在她看来，此次意见中的诸多条款，尤其是允许外资独资办医院，更是“力度之大，出乎意料”。“这个意见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但是制度需要细化才能实施，后面还需要很多配套和跟进工作，政策才能真正落实。”郑乾说。要证实该政策能不能给整个医改带来推动效应，尚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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