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会否第27次“降价死”？
继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降低了部分外资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之后，昨天发改委再挥大刀，决定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为21％，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
理论上说，降价总是好事，替老百姓省了钱。但经过前26次降价的操练，民众对这第27次降价也许未必有如专家那么乐观。道理很简单，药品降价利好，要真正兑现为民生福祉，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廉价药不会“降价死”，市场或医院药房有得销售；二是医生不会“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要保证廉价药能顺利进入临床药方。事实上，这个基本还是很难。
此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一旦指定药品降价后，新一轮怪圈立马上演：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当然不会真死，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华丽转身为“新药”，继续成功地高价上市，结果呢，药品降价令很可能逆转成涨价的黄金契机。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以前降到5分钱一片的硝酸甘油，很快寿终正寝，现在6毛8一片的硝酸甘油，就是“降价死”后出的新产品——当然，它并不在降价目录之列；头孢氨苄是一种消炎药，2006年的第19次降价，10片装的头孢氨苄胶囊降价到2块2，现在，你同样找不到这样的药，取而代之的是头孢羟氨苄，一盒也要二三十块钱……
27次降价，药价依然“高处不胜寒”，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很多问题。有人说，如果降价真的有效，一次两次到位就可以了，何苦几十次降价，越降价、边际效应越是递减，这第27次降价也许告诉我们：政府现有的药品降价措施，仅仅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徒具观赏效果。降价、消失、出现新药品、再降价、再消失……这好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循环运动。1997年至今，国家对药物曾先后降价、限价二十多次，帐面上累计降价400多亿元，老百姓为何还是纠结在“看病贵”上？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须问问——降价药，今安在？
死得如此迅速的降价药，不过是因为重生的成本很低、程序很便捷，稀释降价利好的冲动自然澎湃不绝。药品会否第27次“降价死”？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起码取决于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一是药品回扣何时能禁绝？高价是药品流通利润链的基础，从医药代表到回扣医生，层层盘剥下来，廉价药是注定要让其崩盘的，那么，他们自然会以市场选择的力量倒逼药价虚高不止；二是新药审批制度何时才不会“牛栏关猫”？据说我国每年几乎都要批准1万多种新药，一种新药的申报资料至少要1米多高，如果1万种都是新药，资料厚度就有10公里高，审批人员几年都看不完，可见，所谓的“新药”并不是新研发的药，而是老药换了身新衣服——那么，审批制度何以对此一路路灯、帮着它们“穿新衣戴新帽”？
药价关切民生，正如前两天某门诊护士长的名言，“有本事你别得病”——生病、吃药，是老百姓规避不了的生存问题。药价降了，但还得保证将降价药平平安安地送到患者手里；不然，一旦“降价死”，善政又沦为纸上画饼，饼画得多了，又成不了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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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死”是中国药品市场的独有特色。这与中国时下实行的药品生产和销售制度不无关系。中国有六七千家药品生产商，在生产方面，这个数字表征着激烈的竞争现状。但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下，生产领域绝不是诱发“降价死”的主要原因。中国药品的销售组织还主要是以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而这些机构又绝大部分被国有体制所垄断。医疗机构的垄断经营模式决定了他们在选择药品时的强势地位，他们当然愿意选择高利润药品而放弃降价的药品。
利益的驱动
表现在形式上，就是许多医院存在大量“吃回扣”的现象。医生为了“回扣”故意开高价方、开偏方，从而疏远本应占领市场主体的低价药。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这是因为老百姓对于药品的消费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由于有回扣、利润诱惑，医生自然开那些利润高的药品，价格低、利润小的药品也就很少能为百姓使用。代理商和医疗机构不进降价药、低价药，药品生产企业也就只好停止生产。 例如用于增加免疫功能的“胸腺肽注射液”，进口的700元一瓶，合资生产的200元一瓶，国产的五六元钱一瓶，药效基本一样，但由于医院用国产药只有几角钱的利润，所以基本不进货，长此以往，国产的“胸腺肽注射液”就将被淘汰。
体制问题
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的体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体制，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新药审批不严
中国每年几乎都要批准1万多种新药。一种新药的申报资料至少要1米多高，如果1万种都是新药，资料厚度就有10公里高，审批人员不可能在一年内看完这么多的资料，目前所谓的‘新药’并不是新研发的药，而是老药换了身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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