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药品价格绝不是政府的统一定价

　　可以看到，国家对医药行业既无足够投入，又不愿放手让民企成为市场主体；一边管制价格、管制供给、把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一边又默许公立医院、药厂追逐经济利益。正是这种默许公立医院、药厂追逐经济利益，“以药养医”的模式，直接把看病和用药所得利益直接和医院以及医生的经济利益挂钩，导致了药价失控、药品滥用。

　　行政管制使得医疗资源出现供需失衡

　　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即全国当年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比1978年增长了77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远高于同期GDP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按常理推论，“看病难、看病贵”意味着商机，民众在医药卫生领域逐年成倍的支持应该会导致资本及人才涌入医疗领域，开设更多的医院和诊所，动员更多的人才学医，增加更多的医卫服务，直到行医行当的“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下来。就像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一样，竞争导致产能增加和价格下降，最终惠及百姓。

　　然而，相较于民众医药支出上百倍的增长，1978-2005年期间我国的医院数目仅增加了101.3%，门诊部所增加了119.8%，医院卫生院床位增加了43.5%，同期人口增加了35.8%，所以每千人床位只增加了21.3%。可见，正是管制使得医疗资源出现供需失衡。

　　医疗资源向权力集中也是看病难的原因之一

　　此外，陈竺所谓的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原因绝非“过度市场化”。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医疗资源主要是向权力过分集中，而非主要向富人集中。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头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就达到约500亿元。

　　医疗资源向权力集中，再加上政府又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管制价格、管制供给、把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最终导致结构失衡(区域分布不均)且医院供给不足，制造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