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工资应该比市内平均工资高5~10倍，这样医生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医改才能成功。”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广东省政协委员、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颀谈及医生工资的话题让现场炸开了锅。
沿海省份的县级医院医务人员工资只有两三千元，的确说不过去。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真正到手的肯定要远高于名义工资。这就引出了医生灰色收入的问题，工资收入不高，以药品回扣、开大方“堤外补”，这是中国医院普遍的现象。
医生行业的生存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健康水平，那么，医生收入与待遇高于平均工资的几倍，我认为说得通，也符合“国际惯例”。让医生的高收入拿的合法、取之有道，因而更有尊严，道理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医生如果成了低收入群体，少有人愿意当医生，当了医生也没有进取的动力，则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不会是赢家。
但我又认为，医改的成功与医生工资水平情况存在多大的关系，需要辩证地看。一方面，目前医生灰色收入一般是占了大头的，而这种灰色收入也正是医改所要革除的弊端；正因为包括部分医生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某些灰色利益机制才难以触动，才出现了药价越来越高，几十倍的药品中间利润屡见不鲜的情况。那么，医生工资待遇要提高一些，医改要解决药品虚高利润这个问题，阻力肯定不小。
而另一方面，医生工资待遇上去了，灰色收入能不能消失，却不是此长彼消的关系。高薪养廉的手段能不能实现廉政，各方一直争论不休，而我认为，高薪养廉应该是有作用的，在一些廉政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验证，但是高薪养廉需要一个前提条件：一是制度漏洞能够堵得住，二是对职务便利的约束机制是有效的。否则再高的薪水待遇都很难抵挡凡人那难填的欲壑。现在的贪官，贪腐数目动辄就是几千万，什么样的高薪能赎买这样的贪腐利益？山西煤焦集团老总年薪百万，如今正被调查廉政从业问题家中5000万财产被劫。而年薪百万、数百万国企老总贪腐落马的案例已不少见，它否定的未必是高薪养廉，而是说，只有高薪而没有有效的职务约束机制是不行的。
药品回扣的问题多年无解，且愈演愈烈，说明目前尚无有效的职务约束机制。况且，吃回扣的绝不仅仅是医生群体。高薪养医不是不可以，而是应当与解决商业贿赂问题同步进行，或是以后者为前提。否则，医生高薪了，未必就不吃回扣了，医改也未必就能成功。
新闻链接：“呼吁医生涨工资”为何刺耳？
“医务人员的工资本来就应该比别人高，问题是高多少。我认为应该高5-10倍，这样医生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医改才能成功。”昨天,广东省政协委员、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颀这番言论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1月14日东南网）
“呼吁医生涨工资”为何刺耳？恐怕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觉得医生收入越高，患者就医负担越沉重。在一个“红包”与“回扣”俨然已泛滥成显规则的前提下，凭什么还要给医生涨5倍以上的工资？尽管很多医者会认为，滋生这些医疗乱象，恰恰是因为医生收入太低惹的祸，因此，涨工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医生会有涨工资的要求？或者说，政府为什么不经常给医生涨工资？原因并不复杂。在政府财政卫生投入普遍吃紧的当下，管理者会有一种削减办医成本的天然动力。在种种的选择中，维持医生的待遇及福利可能是阻力最小，也最为容易执行的一种，而且会引来就医者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多数人至今仍留有这样的印象：医生收入越高，病人就医负担越沉重，就得多掏自己的钱来承担成本。
以上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病根很可能在劳务补偿机制上。
原本从市场规律的角度出发，医生应该获得何种待遇，应该由政府按照劳动力成本，比如一名医生的实际培养成本和他们的医疗资历来计算。除此以外，还应该从各种医生岗位中，医生具体实施诊疗的时间、技术难度、消耗的体力与脑力、面对的职业风险与压力等综合因素，来确定工资收入的高低。但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劳务标准评判体制下，国内医生的劳动价值更多体现在能够创造多少业务收入上。他们时常被当成“业务员”，拿着很低的底薪，然后主要收入由创造多少业务收入、由卖药卖器械来决定。最后，自然而然制造了经济对立的医患关系，患者多失去，医生才能多获得。
这种对立还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从医疗的本质来看，原本应该是“病人越健康，生病越少，住院次数越少，医生的收益越多”。但在医生劳务价值被错误定义的背景下，出现的却有可能是相反的怪现象，只有生病的人越多，患病越严重，医生才越受益。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医生们无比热衷于做发病诊治的工作，而不愿意做发病预防及管理的工作。在这种错位的冲动下，疾病发病率得不到有效控制，病人越来越多，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多，但医患关系却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走。
因此，只有尽快结束这种落后的劳务补偿关系，使医生们的待遇由其实际的劳动力价值来决定，而不是由“创造了多少经济收入”及“用了多少药物器械”来决定，如此，医生的高收入不但不“与民争利”，反而可能会增加公众的福利，才有可能令医改破冰前行，打造医患双赢的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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