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还有社会规范道德水准。中国的士大夫都有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的抱负,当了郎中,那叫悬壶济世。这种规范的要求不仅是道德水准的塑造,也是一种社会规则,是一种纳什均衡。做了好郎中,门庭若市,很受乡里爱戴,生活也丰衣足食;做不了好郎中,门可罗雀,不仅传世口碑无善言可陈,就是生活起居也未免如意。什么是好郎中,乡里乡亲,口碑相传,不仅医术要好,态度也要好,价钱也要好,人品也要好。
现代社会缺少了这样的制衡,失去了传统带给我们的信息渠道,温情的面纱被赤裸的契约所替代。不仅是药品,整个医学服务都是一样,服务契约完全一边倒,信息完全不对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好医生、好医院、好企业家。问题在于到了现代社会,我们要追求的是制度设计和机制保障,而不是也不能是期盼依靠遇到好人来解决问题。盼个“青天大老爷”是旧戏文的梦,不能是新时代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这个好机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力量去制衡药价上涨的因素呢?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因素来呢?这是我们期待解决的。如果还在原有的框子里兜圈圈,那药品价格可真是沉疾难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