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地提高医疗服务的供应能力，必须解决两大投入要素问题。一是资金。要么财政投资，要么社会融资，两者都得有政府大力支持，但方式不同。要靠财政投入使公立医院发展壮大既不现实，也无效率。政府不能出资金，可以出政策，创造条件鼓励社会资源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事实上，新医改方案里已经写得非常清楚：“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二是医务人员。如何避免医务人员的流失，鼓励优秀的学生学医，让优质的医生资源在全社会流动。新医改方案已明确，许可医生多点执业。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正确解读新医改方案并及时付诸实践。各地改革的力度和时间进度差异较大，难以全面评价。
第二是当个人资源约束条件改善后，人们的行为将可能随之改变。这里包括两种行为：一个是就医行为，一个是行医行为。从就医行为来看，如果有了更好的医保，将会改变居民的健康行为和医疗需求，即可能面临“道德风险”。所谓健康行为的改变是指人们有了保险后，可能会弱化主动维护健康的意识和行为；医疗需求的改变是指在看病就医时，因为有保险分担费用而降低了自我的成本意识，从而导致对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所以，从医保的制度层面看，其挑战在于如何在深化医保制度的同时，开展更具有创新的筹资和付费手段的改革，使责权对等，约束可能因医保而产生的过度医疗的“道德风险”。我觉得目前医保还没有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当然这也许是时间问题。
从行医行为考察，因为有了“第三方”——医保，埋单的力度更大，也同时减轻了病人自付的压力，可能会加剧医生开“大处方”的行为。新的医保制度需要着力探索如何促使行医行为理性地改进。因此，支付手段改革是关键。但支付手段的改革目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现行体制下，这可能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医保机构职责的缺失，因为好多方面他们也管不了，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行政化程度还很高，决策中部门利益考虑太多，社会利益考虑太少。当下要进一步深化医改，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和作业机制，高层领导的决策判断明确果断，才能减少不必要的争议纠缠，避免浪费时间和失去改革良机。
接着要谈的是关于这次医改的五大具体措施。
首先，关于基本医疗保障，其实现方式是建立覆盖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这与全民免费医疗的“大锅饭”模式不同，这是基于政府财政“补需方”惠及全民并责权对等的一种模式，有激励、也有制约，最本质的是改变了自上而下的行政配置资源方式，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国民参与资源配置的机制。我给一个“最高分”。
其次，关于公共卫生逐步均等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全国公共卫生逐步均等化，也是不错的制度安排，我打“良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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