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医药产品只能按需生产，按需供应。二类产品，由国家医药管理局统一平衡，按计划生产，按计划收购，按计划调拨，生产企业不准自销。”
这个规定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周、杨二人来说，并没有直接关系。当年，读研究生的他们每个月还能拿到50元的生活补助。当时，医院对基础医疗的扶持力度还很大，经常大批地下到农村去。“我们当时只有一个信仰，就是救死扶伤。”周智广说。
但这个《决定》已经隔断了药厂与医院之间的直接关系，伴随着中间商的出现，游走在以药养医之间的角色雏形初现。
1986年，周、杨已是医院的骨干。这时候，首轮医改早已正式启动。医改并没有对公立医院的体制进行改变，仅仅是要求改革管理机制、引进市场因素，开放搞活，分配上打破大锅饭，实行绩效挂钩。而当时大部分的职业医生，都是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说要引进市场因素，开放搞活，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实际上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们根本不谈钱这个事，觉得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当时，湘雅二院的规模并不大，各种医疗设备也很紧缺，医生临床主要就是靠听诊器，“医生的临床基本功扎实，靠听诊器和临床诊断，就能判断病因。没有那么多检查设备，用药也是几十种常规药物，所以当时医药企业发展也因此受到制约。”杨一峰说，尽管当时死亡率很高，可医患关系并不紧张。
这种单纯的时光并没有停留多久，随着中国医药行业的“开放搞活”，医生对于钱的态度也开始逐渐改变。
谁养医院
几月前，卫生部部长陈竺、副部长张茅共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取消“以药养医”机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署名文章。其中谈到自1954年开始，中国对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加成的依赖逐步增强。
这一点杨一峰并不否认。尽管湘雅二院在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但直到2000年后才算进入快车道，2010年前后，湘雅医院的药品收入在全年的流水收入里已占到了四成，而2011年，湘雅二院全年流水已经超过了20亿。“但扣除开支，我们还亏很多。”杨一峰解释说。
尽管湘雅二院直属卫生部，但卫生部和湖南省对其的财政补贴并不高。“比如我们正在新建的外科大楼，总投资是5个亿，卫生部只给我们拨款了2000万。”杨一峰举例说。
在杨一峰看来，公众只看到巨额流水，很少思考这20亿的构成与流向。实际上，医院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而获得高收入。“在全国的范围来看，医疗利润也只有10%到15%，若再扩大规模，医院通常都会发生赤字。”
这种说法得到了苏金巧的认同。她是某跨国医药公司的高级医药代表，游走于华南各大医院之间。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多高校直属的医院，每年还需要给高校上缴一笔费用，以广州某大学附属医院为例，从2002年开始上缴费，直接导致2003年医生的收入直线下降，“现在该大学下属的几家医院，每年向其上缴的款项超过6亿元。”苏金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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