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却再次陷入公益性和盈利性的困境中

　　“我们当然要加强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性，可要是不吃不喝，我们最后也会累死。”周智广说。

　　不过，杨一峰也早已意识到以药养医的危害，行医者和医院使劲赚钱，利润高的药就拼命地用，这就会导致很多药品滥用。“抗生素本来应该用第一代的，现在就用第四代了，还有一些没有病理学的证据药，也开始在临床上进行推广。”杨一峰说，在这个过程中，腐败得以滋生。

　　在周智广看来，取消以药养医，就应该有相应的补偿政策，如果补偿不到位，那就容易出问题。而在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硬件发展和解决百姓看病这几个问题中，政策就是天平。“一定要平衡这几方面的关系。但这似乎成了世界性的难题。”周智广说。

　　前卫生部副部长：改革“以药养医”方向不明

　　原题：改革以药养医路在何方

　　“现在医院作为一个实体，它的全部生存费用、维持、发展费用，基本靠自己的医药收入来养活自己。不要简单讲叫以药养医。”

　　本刊记者/黎广 文/张琦

　　国务院研究室发展司前司长朱幼在2011年初出版了一本《大国医改》，该书梳理了我国数十年来医疗制度所出现的问题。在书的前半部分，朱幼引用了2008年卫生部原副部长孙隆椿在《2008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出版时所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医改还没有真正起步，有的人却说什么医改不成功，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

　　孙隆椿，1990年至1998年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政协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6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对孙隆椿就取消以药养医问题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卫生部部长陈竺几个月前发文表示，要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取消以药养医。改革以药养医的利弊其实是什么?

　　孙隆椿：事实上，政府没有讲过要取消以药养医，这不是政府的原话。首先，要了解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把教育、文化、卫生、涉及民生的都收归国有，由国家财政拨款。五六十年代，国家对医院进行全额预算;到七八十年代，改为差额预算，支出减去收入之后，不足的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取消差额预算，改为项目补助，虽然2007年之后的文件里，还叫项目补助，但已变成几个单项的补助。

　　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医院的生存发展全靠自己，而国家只有小部分的补贴。多年来国家对医院的补贴大概就是医院全年收入的7%，也就是说，国家对医院由原来补贴100%，降到如今的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