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药材市场调查 药市如股市

　　药市如股市

　　板蓝根打头，一样曾经出现在被专家推荐的中药防“非典”处方中的贯众从每公斤一两元涨到60元，藿香、芦根、菊花也大涨。而最后导致药商大赚和破产的，则是从每公斤二三十元涨到400元的金银花。无论方子一张一张出，也不管板蓝根如何活跃敏锐，“非典”时，真正摆布药市大局的是金银花，河南方言中的“二花”。和很多药市的老板们说起二花，他们情绪激动甚至有些泪眼汪汪。“‘非典’我赔了20万元有余。”于贵成长吸了一口气，过了一会才说，“好在那时元气足了，赔光家底的还大有人在，我不算什么。”于贵成的记忆是，“我的邻居的老板娘，车子从广西发过来，还没到呢，二花就从400元跌到了100元。我老婆去敲她的门，发现她在门上吊着了。”

　　“非典”时最夸张的传言是，“北京的二花论根卖了，一根一块钱”。市场里每天挤满了人，“全国人都跑禹州、安国、亳州，二花有没有，400块钱收，答案是没有”。于贵成自己本来按常价进了500公斤金银花，全部赚钱。“我30元钱一公斤买来，50元卖给洛阳来的客户，他在洛阳第一天转手的价格100元，第二天200元，第三天300元，此后就乱了。就看见喊价的，没看见货。我们费了多大的心思，绕远路从广西进的140元的货，到了的时候，二花的价格回到了100元。”于贵成说，“‘非典’还没结束，就在这个市场里，多少从广西、山东等等地方来的大货车，一车车的二花，问，老板呢？老板全跑了，货不要了，司机们为了把油钱挣出来，大声地吆喝‘一块钱啦，300元的金银花，卖一块啦’。”

　　“二花就是高价股，你不玩你就挣不了大钱，你玩就得做好上吊的准备。”于贵成说自己现在已经变精了，“这次板蓝根又往上漂，我就挺住了。”和他一样，大部分药市老板变得谨慎起来，“我判断国家能控制，‘非典’几个月把流动人口控制了就行了。有侥幸心理、觉得猪流感还得爆发的人，就亏了”。出货及时就赚，卖得晚倾家荡产，还有人买了舍不得卖，眼看着高了低了。“能在药市混上几年，都和股民差不多。”于贵成拿出手机点点，“给你看我订的药市手机报，3块钱一个月，全国行情都知道”。上面的信息是：“红花，新疆产地，涨幅超过预期，达13%。由于红花有过两三次高价，今年减种明显，多数人持货惜售。”

　　“过去搞药的可没有这个。哪里需要多少药，禹州是个集散市场，80%的药从外地来的，也销往全国。有的药材因为生长分大小年，价格有变，但是涨跌也慢。过去药市是有上下半年之分，因为用药趋势和资金流向不一样，80年代还有上半年看辉县、下半年看樟树的说法。现在完全打乱了，过年、季节、市场需要都不再有决定性了。”于贵成从1983年禹州刚开始允许个体药材经营就入了行。“1988年也有炒药的了，那和股市的势头差不多，忽然有一个山茱萸就莫名其妙涨了上去。那时候我们没见过这个阵式，从几十块涨到了100多块，这个药也没啥金贵的，货源也没断，更没有疫情这种大量需求，谁也说不清为啥会涨。后来我们熟悉了，庄家出现了。”

　　有资金的人把药价炒起来，最近三四年庄家炒药的品种越来越多。“大庄家吃进哪个药，哪个药的价格就上去了。有时候你看着特奇怪的药，和消耗量完全相反，比如三七，去年就经历过大涨，活血的药凭什么涨？这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你说不会涨，可它就是涨了。庄家多的是，有的还靠银行贷款，去年全国炒三七就是个事实。”一位姓桑的药商说，自己也算是个小庄家，“有钱的靠近钢铁、水泥就炒钢铁、水泥，靠近股票就炒股票，我觉得药材还比股票强些，起码还能看着，找地方放着”。桑先生去年和几个朋友筹资几千万元，“我们也做了市场调查，当归也炒过，别看仅仅一个禹州市场，我们也得不停吃货，拢起货来，价格就能上去。不过要是卖家们手里太多货，我们就拢不住。去年有个浙江人收了1000吨柴胡，这个行内都知道，没拢住，全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