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其实年年都在降，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同一品牌，同一品规的药，价格是逐年降低的。人们感觉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更愿意开新药或是价格较高的药。”勃然制药公司外埠销售经理金弘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卓小勤表示：“药价高昂的根源并不在于中介，甚至也不是中间层层转手的企业。我国药价高，根源在于以药养医。市场已经习惯卖药挣钱，围绕这一点，恶性竞争、药品回扣、腐败现象才会层出不穷。不改变这一点，仅凭招标方式的改变，很难从根本上降低药价。”
体制顽疾
“现行医药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体制。”
上述药品批发公司工作人员私下对记者透露：“医生都是有指标的，医院在每个科室、每个病房甚至每个病床都安排了任务量，比如每天一个病床有800元钱的任务，医生就要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一个月完不成任务警告，两个月完不成任务换岗，三个月就直接辞退。在这种体制下，有良心的医生是没有存活空间的。要么开药挣钱完成指标，要么丢掉饭碗。这种体制不改变，药价是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的。”
而降低药价，遭遇到的阻碍不仅仅来自于医院和医生。
“政府主导招标，往往将药价一压再压，已经将药厂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很小了。很多药价甚至低于成本价。许多大厂甚至都不接标书。”金弘菖称：“而政府主导招标产生的新问题是，地方保护情况加剧，外地企业中标率大大降低。”
对于对政府招标怀抱美好愿景的业内人士来说，重庆药品招标采购案和湖南天价芦笋事件无疑给这种乐观心态浇了一盆冷水。
“理论上来说，政府招标应该公平公正，然而在事实中，它成了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北京完全可能出现类似情况，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加大监察力度。”一位参与招标的企业这样表示。
甚至有专家认为，招标本身就是药品市场最不正常的、最易滋生腐败的环节。招标模式的改变，作用仅仅在于利益群体的转移。
“天价芦笋片事件让政府意识到了去掉中间环节的必要，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药品投标的报价一开始就是偏高的。我国实行以药养医，医院在药品使用中可以得到15%的提成。如果是1元钱的药，医院得0.15元利润。而100元钱的药，医院就能挣15元。医院肯定愿意用贵的药。这是一个绝对值和相对值的问题。以药养医的现状不改变，药价就很难真正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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