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觅市场价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也参与了此次北京医改方案的研究制定。他告诉财新记者，整个方案的研究过程超过一年之久。讨论中，有专家提出，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是为了打破“以药养医”，但医生收取的药品回扣包含在医院的药品进价之内，取消药品加成并不能真正切断医院、医生和药品之间的联系。而行政性地确定医事服务费额度也难真正体现医生的价值。
“为什么不能让患者到社会药店买药？”崔小波说。但这一建议最终未能纳入改革方案。
方来英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称，目前社会药店纳入医保定点的数量有限，不便于患者购药，此外，医院药房不仅是卖药，临床药剂师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社会药房并不具备条件。
这与业内专家的看法不尽相同。“这牵涉到底要不要把医院的大门打开来改革的问题。”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瑞霖说，医药分家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把药房搬出来，而应该是通过市场充分竞争的定价机制，真正令药价回归合理，同时也形成医、药之间的相互制约。因此，不应制造人为的政策障碍。
也有专家提出，推行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等新型付费方式，没有必要再对具体的医药价格管制。
“对于医院来说，医保支付总额既定的情况下，医院一定会减少用药的成本，这也就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创说，“（政府部门）最终应该只管总额，内部多少成本在药品，多少成本在检查，多少体现医生价值，都是医院内部的事情，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 但这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仍有难度。受到行政管制的还不只是医药价格，医生收入也是如此。
即便医疗服务价格有所提高，医院因医保控费而有意识地控制成本、减少过度医疗，其利润也无法与医生收入直接挂钩，总额预付制下，医生难有为医院控制成本的积极性。
基于上述原因，医事服务费制度在友谊医院未能受到想象中的欢迎。多位友谊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不认为提高的医疗服务价格可以用来提高医生收入。“这部分费用是来自原来的药品加成，原来那部分也不是都拿来给医生发工资奖金的。”
一位友谊医院医生说，其每周六加班门诊，医院发放薪酬并不与就诊患者数量挂钩，统一发薪100元人民币。日常门诊中，普通门诊的5元挂号费，医生个人收取的部分也甚微，“不是5毛就是1块”。
“工资制下，医生的正常收入还没有作为医院的成本，体现不出医生的价值。关键还是要放开医生，让医生自由流动，这样（医生的）价格才能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说。
友谊医院一位科室主任私下表示，关键在于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尚未发展成熟，自由执业仍受到限制，“医生还没有别的选择，没办法光明正大地拿到市场价。”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俞卫则认为，囿于公立医院目前仍处于垄断地位，公开、透明的市场至今尚未真正形成，“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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