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波：问题是管制之下“看病贵，看病难”还是很难解决。有没有另一种思路，比如，把药房从医院拿出来，这样市场竞争充分了，药价也必然合理，比如深圳就有意放开患者到社会购药，还有不少国家就是允许患者凭处方自行购药。
方来英：药房拿出来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事关社保。社会零售药店能够纳入社保网络的有多少？到别处买药发现社保不给报销，你干不干？实际操作上是有问题的。肯定现在不能动吧？
第二，我们经常觉得药房就是发药的，但对于医院来说绝非如此。临床药学是个很技术性的学科，真正大查房的时候药师是要跟着的。临床药学最早就是始于美国，欧美国家药房的存在不仅仅是卖药的商店，否则还要药师干嘛？现在任何药店不会有临床药剂人员。并不是全世界都实行患者凭处方购药这个模式，只是其中有一部分是。
因为技术上不是简单把药方拿出去就行，而政策上又有社保体系的限制，所以北京方案没有提到药房的问题。你说深圳鼓励患者去药店购药，但你也可以去看看，深圳零售药店中从医院流出的方子比重有多少。
任波：对于医生这方面，是不是可以通过充分放开社会资本办医，政策上进一步放开，鼓励医生自由执业、自由开诊所，从而形成倚重于市场的定价机制？
方来英：对于社会力量办医，我们之前有个征求意见稿还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我不认为行政审批限制社会资本办医。北京46%的医疗机构是社会资本兴办，怎么能说卫生系统垄断和保护？我能给你说一大堆很好的社会资本办医，比如和睦家、三博脑外科。有人说是人才瓶颈限制了社会资本办医发展，但任何一个机构总有其品牌塑造过程，形成品牌后才能招募到优秀的医生。我们从来没有说要限制社会资本办医。
我们不久会规定区域设置规划。规划是个“地板”，是前提。一个区域这么多常住人口，政府必须保障医疗资源为他们服务。我们一定要满足人口区域的调整，医疗资源一定要跟上规划。对于想从事基本医疗服务的社会资本，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都欢迎，但一定要考虑非营利的医疗资源配给。绝大多数市民要得到的是基本医疗服务，这必须满足。政府当然不能只考虑公立医院，不仅考虑北京市属，还要考虑卫生部属。高端服务和基本需求不是何者优先的概念，而是两个不同的市场需求。
任波：在方案形成过程中，一个主要问题似乎是患者对新的价格能否接受，这也是对于定价进行一定程度管制的一个原因。这次方案确定了患者支付的服务费增加部分主要通过医保报销来补，但你刚才所说的平衡怎么能够保证实现？
粤公网安备 441900020002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