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来英：并不是通过医保筹资的增加来补偿。你算算，医保保障水平90%，100元药费医保要承担90元，现在100元减掉15%就是85元，医保报销90%就是76.5元，在药品这个环节其实医保少报销了13.5元。正因为有节约的开支，才有建立医事服务费后的医保保障。只要是平衡的，就不涉及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医保压力。一旦把这个15%平移到了医事服务费，我们希望医院关注服务提供的总量，和医院所有收益挂钩。
改革就要“走起来”
任波：这次的方案同步进行的改革还有对医院的医保报销实行总额预付、按病种组付费等新型医保付费方式，其实也有控制医院开支、由医保支付手段形成制约的预期。不过，其他已经实行这些付费方式的地区，都出现过推诿病人的情况，北京怎么考虑？
方来英：总额预付的核心思想在做减法，不是做加法。医院作为独立的社会单位，肯定有自己的利益。以前它在考虑利益的时候都是靠做加法，怎么用1000元挣到1500元。在总额预付下考虑的则是1000元的事情能不能800元完成，这对降低成本肯定有效。当然我们从开始就要考虑，在这个体制上不能出现医疗供给不足。这还要依赖于社保的制度设计。
任波：你提到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优质医院非常集中，但面向全国性的需求，是不是问题更为严重？这次的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有没有对北京的特殊性作出针对性的考虑？
方来英：北京常住人口的医生和床位配给，比香港和日本、欧美大部分国家一点都不低，每千人医生数量为3.4，床位数为4.9，香港床位数是5。这能笼统地说医疗资源不足吗？全国资源平衡问题怎么处理，北京无法决定。我认为关键是在整个医疗服务怎样建立有效的组织体系，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而不只是提高系统中的某一个局部，更不是为提高局部而牺牲整个系统的效率。
资源配置不是不够，而是不均衡。因此方案设计要从组织行为上去考虑，不能光从资源供给角度考虑。我们对病人结构做了分析，大部分病人是普通病人。这种情况下怎么提高效益？这次方案有一条，梯度的医事管理费设置当中，虽然医保都出40元，但看普通医生的个人只出两元，看双高（教授、主任医师）的个人支付要更多。我们希望病人尽量下沉。如果改革的立足点解决，三级医院门口排队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任波: 这次试点的医院选择特别谨慎，原来传说初步定了好几家，包括朝阳医院，最后怎么就定了友谊医院一家呢？有没有一个日程表，在什么时间段对全市铺开，包括部属医院是否纳入改革？
方来英：我们首先要选一家综合医院，而且友谊医院的病人结构以本地患者为多，这样好操作。我们要考虑，医事服务费提到40元，北京社保全报销，外地病人呢？药是少花了，可是人家当地部门报销服务费吗？报不了怎么办？全国社保政策不是统一的。所以试点的时候要选一个本地为主体、外地病人相对少的综合医院。这次纳入改革数据测算的不仅仅是北京市属医院，还包括北京市范围内的部署医院，包括军队医院，未来都将逐步纳入改革。既然是试，我们就得真正试起来，然后再扩大范围，一年后回过头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总得走起来，不走就啥都不知道。
粤公网安备 441900020002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