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些风险，国药控股在企业框架上制订了“一五”合规规划。这个“一五”规划和中国目前的“十二五”规划是配套的。我们也希望用五年的时间，把合规框架、合规的结构搭建起来。同时，我们也制订了2012年的合规指引，告诉业务人员应该怎么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可以做的，做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有规范要求的。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在业务人员层面做了合规指引。
主持人：国药控股在具体实施这些制度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有哪些，或者说国药控股在实施这些措施时，特别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
胡勇：我们所有制度的制订均围绕着我们关注的焦点。
从关注的顺序和重要程度来讲，首先关注的是国外客户， 国外客户对于合规的要求最为迫切。从运营上讲，首先谈的是商务合同，在与国外客户往来中基本上都是由国外客户提供的，这些商务合同无一不对合规提出了诸多的要求，目前合规的趋势不再是仅仅诉诸于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业务过程中，不仅有文字上对合规的界定要求，对于业务的实际操作，如销售指标、发送活动的明细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我们关注的是国内的终端。现在中国的医改如火如荼，导致医院和分销商的关系发生新的界定和变化，医院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我们要满足医院对于合规的需求。
第三，我们关注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从今年开始对医药领域的不正当营销实行了更低的容忍度，公安机关有了更多的介入，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或者说十八大之后，对我们这个领域会提出更高的合规要求。
合规的挑战也分内和外。第一个挑战是行业习惯，中国的医药领域是比较特殊的，从将近三十年的行政主导发展到后来差不多三十年的市场主导，这么多年的销售习惯，以及所有的从业人员，包括领导和一般的销售人员，他们的思维和习惯是我们碰到的首个挑战；第二是制度的缺陷，这将在之后的分享中展开，主要是我对于中国构建《药品安全流通法》的一些想法；最后是来自普世价值观的挑战，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就好比在中国，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大家达成的一项共识，这个共识是不分对错的，就好像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腐败的程度，但实际上只要是腐败，哪怕一丝一毫那都是不容许的，但现实中恰恰大家都对“一定量的腐败”存有包容度。
主持人：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许多国内医药企业在同跨国制药企业的业务合作中，往往被外方合作伙伴要求遵守英国或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而我们知道，国外的反腐败法律并不直接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因此我们的国内企业会认为其没有义务遵守国外的反腐败法律。作为一家国内医药企业法律部的负责人，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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