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药企如何开展反商业贿赂

　　胡勇：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反海外腐败法》的合同条款，是美国公司在签约过程中，与中国企业在反贿赂方面，通过合同提出的要求。对于其立法本意以及其实际要求来讲，我个人是接受的。从企业的运营经营层面，从商业利益角度讲，企业也是乐于接受的。通过法律条文转化为双方的意思表示，并作用于合同中，同时对我们的行业进行约束，对于短期避免腐败避免贿赂有好处，同时给企业增加了长期的营业能力。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阻力，这与我们传统的经营行为、理念会发生冲击，但这种冲击有利于我们行业的发展。

　　主持人：国药控股在同跨国制药企业合作中，在《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双方理念或制度上的碰撞》？

　　胡勇：在中国，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到企业去任职：退休的任董事，没退休的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一个企业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企业也乐于和官员或官员的家属产生一种聘用关系，但是《反海外腐败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内容对这样一种情况却是持反对意见的，或者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需要企业向社会明示。

　　我猜测这是为了防止利益输送，但是从中国企业来讲，这却是一种资源的对接。我们希望通过法律和制度给这种任职创造一种公平、合理、令人信服的机制。我更希望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优化和建设，更多的政企分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医药行业的反贿赂合规性方面，对于制药企业和上游分销商而言，下游分销商的合规性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国药控股拥有并经营着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及配送网络，如何对于整个庞大分销链上的反贿赂合规进行有效监督？

　　胡勇：中国的医药分销企业有10000多家，国药控股旗下二级、三级公司加起来是270家，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还要管好我们的分销商。我们采取的模式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的模式。

　　事前控制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规则的建立，从我们的行为指引，包括员工的行为指引、领导的行为指引以及我们的合规文化，我们的合规文化是“全员合规，高层做起”，“合规创造价值”。

　　事中控制看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对此也采取了三种模式：1、国控对其二级公司进行合规考核，这是一种绩效考核，我们建立了相应方法和指标，在每年底由各个职能部门进行评价，抓住公司领导人的同时抓住具体的行为；2、对于这些公司的重大合同，尤其是与医院签订的敏感合同，比如赞助、通过基金会的捐赠等，都要拿到总部进行评审，进行法律风险的测试；3、财务上，通过发票的审核进行事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