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鸿
我强调被告人在本案中没有牟取任何个人利益，厂家的价格加上快递费，就是他收取的全部费用。惟一受损失的，是中间商的巨额暴利，而这种局面，正是医改的目标。
回到上海没几天，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中的声音很急，说是案子很快就要开庭，问能不能见她一下。
她快要哭起来了，我只好答应她见面。
她的丈夫跟一家民办医院搞合作经营，利用熟悉医疗领域的特长，建了一个网站，供患者网友交流。后来，有人向他打听一些专科药品的价格信息，经过与厂家或医药公司联系洽谈，他得到远低于市场价格（约三分之一）的优惠，随即帮需要这些药品的患者定购。
公诉机关指控他在未申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互联网销售药品，涉嫌非法经营罪。
看了她提供的材料，我了解到这些药品都是正品行货，厂家及经销商都有合法有效的药品生产及经营许可证，并给过他空白的销售授权书。
换言之，被告人的身份可以看做这些厂家及其经销商的销售代表，角色近似不站柜台的营业员。如果这样也要许可证，就等于所有药店的营业员和医院的药品代表都需要申领许可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决定代理这个案件，出庭为他辩护。
在看守所会见时，我让他仔细辨认了由他妻子提供的相关材料，确信这些书证是真实的且来源合法。然后我讲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再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激动地说，“我一直在等你来，你就是我要找的律师，我承认自己做得不对，但我没有犯罪。”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我也告诉他，根据目前的司法环境及我对法院的了解，无罪的意见未必会被采纳。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讲清道理，坚持原则。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公诉人紧紧揪住他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事实，寸步不让。我则开宗明义，首先阐明他作为厂家及经销商授权的销售人员，根本无须申领许可证。至于他在互联网上发布药品价格信息、没有向患者提供发票等行为，我们承认有一定的违法性。鉴于行政违法并不等于刑事犯罪，所以我们要求区分两者的界限。
其次，我强调被告人在本案中没有牟取任何个人利益，他并不是从厂家购药后在网上加价销售，而是应患者的要求替其定购药品。厂家的价格加上快递费，就是他收取的全部费用。这个费用，即使翻上一番，也是全国最低价。惟一受损失的，是中间商的巨额暴利，而这种局面，正是医改的目标。
当我提到无论公诉人、法官还是旁听群众，都同时兼具患者的身份时，我注意到审判席上的人民陪审员不停点头。而值庭的法警，更是拒绝轮岗，坚持听完我的发言。我想，如果我们有个陪审团，我相信被告人一定会被当庭无罪释放。
审判长和承办法官的年纪都不大，但是长期的职业训练，已经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直到被告人作最后陈述，讲到自己被抓时女儿才八个月，现在已经一岁半，只会叫妈妈，不会叫爸爸时，法官才动了动身子，轻轻地转了转头，避开被告人的目光。
三周后，法庭宣告被告人罪名成立，判刑六年。
我跟当事人说，我免费给你们上诉。(作者:上海某律师)
新闻链接:官员透露发改委将鼓励药品直销控制药价
“发改委20多次药品降价，国家未能根本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近日，接近发改委价格司的一位官员表示，他同时透露，在医疗体制不能得到有效变革前，企图通过限制仿制药和药品价格的方式降低医疗成本，将难以达到目标，而在药品市场的下一轮“价格博弈”中，市场化控制价格的手段将成为主角，以往粗放式以行政限价手段，将在未来退出舞台。
仿制越多降价越多
从源头上改变药价虚高问题，是国家发改委的首要考虑，而对于市场上频繁出现的以多次、重复仿制药品，规避“降价令”的问题，将得到部分程度上的遏制。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初步拟定，将“价格递减”的幅度定在10%，即对已研制成功并上市销售的药品，每仿制一次，在审批定价时，便在原来的基础上下调10%，在这样的方式下，仿制的次数越多，该种药品的价格就变得越低。
举例说，一种首次上市的药品定价是10元，第二次仿制的该药品，就降价10%，定价9元，第三次仿制时，再削减10%,定价8元。以此类推，第十次仿制时，该药品可能就要定价1元，如此一来，过低的价格将使仿制的制药企业无法收回成本，从而使其自动退出。
“不过，这需要药监局和发改委之间的紧密配合。”浙江康恩贝集团公司首席顾问祝匡善评价说，“哪个厂家的仿制药排在先，哪个排在后，药监部门最清楚。发改委主导的定价递减操作，必须以药监局的新药审批排序为准，否则又会生出许多争议问题。”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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