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我认为他们没有很好理解我的意思,我的话就是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着想的。简单打比方说,现在有个病人需要救治,有人说该吃某某药,假如我也是医生,这时我站出来指出吃这药不对。你不能说我不让吃这个药就是不关心病人吧。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简单地附和公众期望,不是去争取选票,不能只拣好听的说。经济学家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怎么能够真正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就怎么讲,而不是怎么流行怎么讲。
医改关系到最广泛公众的长远利益,不是单纯把药价降下来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疗改革的重点不是要一味地把价格降下来,不是简单地把贵变成便宜,而是一方面解决“谁来支付”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不是说医疗费便宜就是好,改革开放前东西样样便宜,但那时市场上没东西可买啊,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不仅仅是对消费者的信号,更是对生产者的重要信号。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都会对价格的变动作出反应。如果一味地把医疗价格压下来,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行业会逐渐失去吸引力,资源就不往这里流动,就不会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去从事医疗事业。短期大家觉得不错,用不了几年又会出现“缺医少药”的状况,从长远来讲对老百姓是更大的伤害。再回到“一根针一把草”的年代,我们愿意吗?《中国经营报》:药价虚高不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看病贵”,公众对此意见很大,“看病贵”是医改遭遇的核心命题之一。
海闻:其实我们的医疗不是一个简单的贵与不贵的问题。与国际上相比,我们的医疗费用并不是很高。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贵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的自费比例太大。过去的十几年中,个人现金支出占整个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从30%左右增加到了60%左右。这是一个严重的支付结构问题。自费比例太大,老百姓难以承受。在美国看病也是动辄数百美元,可是大部分由保险公司或政府承担,自己只付20~30美元。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并不很高,但大部分要自己支付。一旦生病,病人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就比别的国家高很多。看个感冒要花几百元,动个手术要一次性拿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看病,不但穷人叫贵,连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也叫贵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自费比重太大时,使得医院的确有条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的垄断地位来收取高费用。不像保险公司或政府,病人没有能力和实力来与医院讨价还价和监督医院的收费。
其次,药费检查费太多。我们的医疗费用中药费的比重超过50%,这在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别的国家大概在15%~20%左右。这种情况也是我们目前的机制造成的。对公立医院,政府没有足够的拨款,让医院自负盈亏,却又对医疗服务的价格控制很严。在以药养医的政策下,医院可从药费中获得15%的收益。这种政策混淆了医院和医生的服务行为和牟利行为。好医院好医生需要通过药费来维持经营,坏医院坏医生就可以利用这个渠道和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弹性的需求来高收费牟取暴利。药价虚高的根源是医院的以药养医政策。因此,这不是靠控制药价的方式能解决得了的。即使药价降低,医院仍可以通过多开药来保持收入。医院在诊断等服务方面得不到补偿,所以就在药费上想办法多收。
怎么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一要解决支付问题,二要解决医院体制问题。简单地去控制医疗价格和药价,或简单地要求政府多花钱进行补贴(无论是补供方还是需方)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医院多收检查费药费的动力和能力,从而也解决不了看病“贵”的问题。
解决支付问题应区分不同人群。政府目前财力有限,而医疗服务又是个无底洞,政府不可能替所有的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所以只能重点保证穷人的基本医疗服务。政府可以给穷人提供医疗补贴以减轻穷人看病的负担,或建立专为穷人的基本医疗保险,或建立一定数量的穷人能看得起病的公立医院。当然,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增加政府投入,这些医院没有责任去创收,医生的工资也都从政府财政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