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有了药品加成管制,政府为了治理公立医院药价虚高而推出的种种行政管制措施均纷纷失灵,并且让药品销售终端市场的扭曲现象雪上加霜。
首先,政府对大多数药品实施最高零售限价管制。可是,由于药品加成管制促使公立医院严重偏好购销高价药,薄利多销型市场营销策略在公立医院药品市场上根本行不通,于是医药企业都希望发改委定价部门把药品价格定高。发改委物价部门人力有限,绝对不可能对成千上万种品规的药品价格信息全盘掌握,因此药品价格天花板设置过高的情形比比皆是。当然,在某些情形下,出于政绩考量,定价部门自然会对一些大宗药品采取降价措施,但是由于药品加成管制促使公立医院严重偏好购销高价药,这些降价药在药品的最大终端必然丧失销量。既然薄利不能多销,医药企业无奈的选择就是停止生产。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发改委还是各地的发改委物价部门,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宣布一批药品降价,但随后绝大多数降价药在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中消失,其背后的制度根源就是药品加成管制。
其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所谓“集中招标采购”,就是团购。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要想买到便宜货,最为常见的一个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进行团购。人多力量大,价格自然可以压下来。然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同样无奇不有。明明市场上很多药品的价格非常便宜,但是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居然让价格越招越高。芦笋片就是现成的例子。在湖南省,此药没有中标(或许是医药企业根本没有投标),但集中招标指导价是136元。在一些地方芦笋片的确中标了,中标价同样奇高。例如广东江门190.08元一盒、黑龙江160元一盒、河南133元一盒、山东济南115.36元一盒。此药在湖南的批发价也就是30-40元,在其他地方估计也差不多。对这些虚高的中标价,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呼“看不懂”。显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失灵了。失灵的根本原因是,评标专家大多来自公立医院,评标官员们也同公立医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药品加成管制,导致评标专家们和官员们对药品中标价虚高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试想,政府规定公立医院药品只能加成15%,而且公立医院销售的药品必须经过集中招标,进货时必须使用中标价,有哪些评标专家会愿意将中标价压低呢?一旦这么做,他们必然会遭到其管理者、其同事甚至其家人的白眼。专家们对不少药品高价中标并不过于计较,官员们自然也就顺水推舟了。
与此同时,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其特点是“只招标、不采购”。药品集中招标其实只是为药品进入公立医院设定了“二次市场准入”,任何医药企业的药品如果不通过这一门槛,就无法进入公立医院这个最大的药品销售终端。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管制一般是针对各种品规的药品设定价格的天花板;除了专利药或独家生产品种之外,这种管制措施并不针对个别的医药企业。药品集中招标则完全不同,这项管制措施针对的是每一家具体的医药企业。因此,对于医药企业来说,药品集中招标是生死攸关的。它们必须想方设法,不但要让自家的产品中标,而且要中高价标。由于药品的实际进货量只能由公立医院自己掌握,而公立医院倾向于让“高价标上量”,低价中标的药品必将面临营销困难,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低价药流标”。医药企业大多会暂停生产低价中标的品种,寄望于转战异地或来年的药品集中招标。
一句话,如果政府依然对公立医院维持药品加成管制,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无论怎样搞,都一定会继续失灵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