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立医院的链条上,县级医院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如何改革县级医院,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州市人民医院的做法——人称“高州模式”。
有医院管理专家认为,高州市人民医院是符合医改方向的成功医院,它的经验对所有的县级医院都有指导价值和借鉴价值,对今后的政策亦有参考价值。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研究报告称:“高州市人民医院的经验,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县级医院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出院时,来自陕西安康的患者陈某填写了《高州市人民医院医德医风问卷表》。
日常暗访医风让患者当裁判
如今,对于高州市人民医院来说,随机让住院病人填写医德医风问卷表,早已经成为一个“规定动作”。该院成立的专家督导组时常暗访,和住院患者面对面。
这一暗访制度每日都在被调查科室事先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督导组独立于各临床科室利益之外,以保证暗访的真实性和震慑力。“触线”违纪的医务人员一旦被揭发查实,其月奖金停发,年度评优、晋升“一票否决”——甚至解聘。
为了减轻病人的就医负担,高州市人民医院设置了三道“高压线”:不收受病人的红包礼物、不赴约病人的宴请娱乐、不滥开药滥检查滥收费。为了做到“三不”,医院把原先每周一次的院长抽查制发展为日常暗访制。包括院长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的手机号码,也向社会公开,全方位接受监督。
广州部分医院院长:高州模式在广州水土不服
“高州市人民医院创造‘平价’奇迹,‘高州模式’值得学习”;“公立医院,尤其是贴近基层的市县级公立医院都办成这样,该有多好!”
——高州模式,一个被汪洋书记盛赞、被陈竺部长称好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之道,在三年新医改试点的最后一年,几乎以一枝独秀的姿态傲然独立。
八年铸就的成功,一时间引来众多追随者。虽然学习者众,但至少截至目前,成功的追随者暂未显现。
记者采访广州部分医院院长发现,他们给出的意见比较一致,这种模式不可复制。
而来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医改课题组专家的意见却是:只要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管办分开,高州模式完全可以复制。
高州模式,究竟是不可复制还是不愿复制?高州模式,是医改进程里的一个异类,还是医改道路上的一缕曙光?
在没有政府补偿的情况下,“治愈”了公立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红包回扣等“顽疾”
高州模式实在是“高”!
高州模式的实体——高州市人民医院并不神秘,只是一家二级甲等县级医院。但就是这家县级医院,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正在持续的奇迹:连续八年在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偿的情况下,“治愈”了当今公立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药品采购回扣、手术红包等诸多“顽疾”。
现象
住院费仅为三甲医院一半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所山区的县级医院究竟高明在何处?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钟焕清告诉记者,2010年高州市人民医院病人住院量7.16万人次,手术量2.08万例(其中心脏手术2025例,这个数字已是连续13年广东排第二,全国前十),门诊量83.22万人次,医疗业务已达省级重点医院的规模和水平,而平均每一出院病人的总费用仅6000多元。去年,该院业务总收入5.7亿元,医院资产总额达9.7亿元。
和同样水平的公立医院中绝大多数均次处方费用动辄几百元不同,2009年高州市人民医院均次门诊处方额仅有75.75元。更为重要的是,同样的病症,该院住院费用仅为其他三甲医院的一半。而卫生部部属医院2009年次均住院费用为15197.3元,省属医院为12121.6元,地市级医院为7216.2元。
制度
能用便宜的就不用昂贵的
与其他医院相比,为何高州市人民医院如此平价?
钟焕清说,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该院诊疗过程必须遵循“三不要”、“三不用”、“三不准”。即是可做可不做的检查,坚决不要做;可开可不开的药物,一律不要开;可收可不收的费用,分文不要收。能用简单的药,就不用复杂的;能用便宜的,就不用昂贵的;能用国产耗材,就不用进口的。
如此一来,该院2010年药物收入只占医院总收入的28%,实现了高档大型设备检查偏低收费、高难度大型手术偏低收费。例如心房间隔缺损修补术5000元/例,把心脏手术从国内动辄数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的“昂贵行情”拉回到千元级别的普通平价,大大提高了心脏手术的可及性;白内障手术复明1300元/例,普通老百姓也做得起……
该医院之所以能说到做到,在于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例如在药品采购方面可能很多医院都实行了网上采购和招标采购,但由于没能像该医院那样有一整套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就难免“走关系”、“徇私情”照样发生,以致造成很多网上采购、招标采购的药品比市场上还要贵。
专家
去行政化是制胜之本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医改课题组专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认为,高州市人民医院具体的管理经验固然值得各地医院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高州模式”产生的制度环境或政策因素,即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走向去行政化。
他认为,这种去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公立医院财务关系的去行政化;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非行政化;公立医院人事管理制度的非行政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的非行政化;公立医院市场准入与发展的非行政化。
余晖认为,“高州模式”提示我们,公立医院究竟能不能改革,改革之后有没有成效,同“政府补偿”的多寡没关系。把政府财政当成聚宝盆,向政府财政“等、靠、要”,靠政府财政投入堆起来的“改革”,恰恰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打破束缚手脚的旧体制,让各类医院在市场的竞争中提升竞争力,这样的改革才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