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医生揪心的是，这种断药之痛时有发生。
任瑞红是血液病之友网站站长，常年接触血液病，对病人断药之后的痛苦感同身受。她说，很多时候就没办法，原本的一个药源突然断掉，你再找还要一段时间，一旦产生抗药性了，就只能等死了。
任瑞红清楚地记得，有个四川老太太，一直通过她帮忙联系买药，前年春节，她的药源断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没过多久又断了，最后，老太太含恨离世。
任瑞红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春节期间，执法部门打击药贩子最为用力，很多患者的药源多在这个时段断掉。
事实上，印度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药品生产国，其国内药品公司已从仿制上升到研发。以格列卫为例，印度企业已经开始研发新型产品，而其下游生产线却多在中国。
中国作为印度版格列卫主要生产国之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国，但中国却是打击印度版格列卫进口的最为积极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代购者的利润与风险
一瓶印度产格列卫进入中国要经过哪些流程？药贩K说，首先，要联系好印度经销商，因为印度药厂不直接销售药品，都是由印度全国的经销商来具体负责全球的经销。找到一个好的经销商并不容易，印度人对中国好像有成见，常随意涨价，又不能及时发货，所以，他们一般都去印度，和经销商见过面，感觉比较合适，才会选择合作。
如何将药从印度运到中国才是整个流程中最关键的部分。
“需要货物时，我们就联系经销商，根据以前谈好的价格，通过美元汇款给经销商的账户，他们收到款就会将药品发出，”K说，“运输非常难，各种办法都想过，经常被卡在海关，以前会退回印度，现在海关会罚没。我们一般会找进出口公司以其他货物报关缴纳关税，或者从香港带进来。到了国内，给全国各地的经营者邮寄就可以了。”
那么像K这样的专业药贩子通过贩卖这些仿制药能赚多少钱呢？风险和收益能成正比吗？
“坦白说，这个行业风险很大，一不小心被药监局联合公安弄住，没有10万罚款出不来。”K说，从利润来看，虽然需求量大，也很稳定，但毕竟是特殊药品，真正的收益不多。
“批发的话，一瓶利润只有几十元，一般不会超过一百元。普通批发商，一月的量也就是200瓶左右，加上其他人员和快递成本等，个人月收入一万多，”K向记者解释，“当然，人家做得比较大的，可能会多挣点，但是量越大，风险越大，所以，即使能做大，一般人也不会去冒险。”
同前几年相比，目前这种代购业务越来越难做，K感慨道，“海关查得越来越严，已经知道这个药物的情况，他们会直接罚没，一扣就是好几十个，损失好几万。”
北京海关年初扣住了K的35瓶印度产格列卫，直到现在也没给他,“天津海关是所剩不多的比较稳定的渠道了，以前,都还是马马虎虎地放你通关，现在也非常严了。”
运输难，购买和运输渠道单一，但执法部打击这种药品的手段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目前，各地公安和药监局查处力度越来越大，他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来找经销这个药的人，比如打电话装患者买药，直接钓鱼，被抓住就至少要罚款，十万到几十万都有，现在甚至开始判刑了。这两年，国内出现仿制这个药物的现象，公安查处力度更大，风声一紧，好几个下家就联系不上了，是不干了还是被抓了，也不清楚，人心惶惶的。”虽说目前自己还安稳，但是未来会不会被抓，K也比较担心。
风声这么紧，收益也不好，为什么K这些代购者还不知难而退呢？
K说，不是想停就能停的，因为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危。他之所以现在还在做，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有自己固定的下家和患者，很多年来大家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如果不做了，就意味着许多病人没药吃了，而这，对于病人来说是致命的，太作孽了，于心不忍。
另外，只要小心点，不被抓住，自己还是有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的。
“当然我们也看风声，如果风声紧了，那肯定就收手了，因为得不偿失。现在经常能听到一些同行被抓的消息，我们也天天胆战心惊，目前的原则是安全第一，那些经常"钓鱼"的地方的病人，不管真假我们都不卖，没人介绍的陌生病人，我们也不卖。我们只能关注形势，随时可能收手不干。”
对于被法律认定为贩卖假药盈利，K表示非常不理解，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患者家属，只是比其他患者家属有渠道而已，“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安全地做这个事，挣钱多少无所谓。至少不要像现在，明明是做好事，反而成了违法犯罪，想不通。”
“进口药享受"超国民待遇"”
明明觉得是做好事，为什么还违法？想不通的不仅只有K，任瑞红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患者家属本身是医药系统的，他们自己可以在实验室生产，但是顶多自己做自己用，想拿来救人根本不行。”如今，格列卫的国际专利保护又延长了两年，也就是说，在专利到期之前，国内医药企业依旧无法开始仿制。
“很多时候，我们对印度药企千恩万谢，对印度政府也是千恩万谢，”李塬说，事实上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很大压力，印度的法律规定仅仅保护医药的制作工艺，但是对药品成分并不给予保护。仅仅因为格列卫，印度政府和诺华公司就打了几年的官司，直到2008年印度高等法院判印度政府胜诉，方才告一段落。很多印度制药企业，如南新公司，都面临跨国药企的压力，但是印度专利法对仿制药网开一面，也给了这些企业发展的机会。印度有发展中国家的药方之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用药都是来自印度。印度的医药企业也已经从仿制走向了研发，越来越有竞争力。
“仿制确实会快，但是一个药要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医药行业不同于其他，创新起来很难。”宋华琳说，格列卫就是诺华公司在比较许多处方，花费十多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才研发出来的。虽然生产成本很低，一两百人民币，但是整个研发投入动辄上百亿美元。
“卖得最好的药都是患者长期需要的药，仅仅能保证病人不死，没有专利保护，药企是没有什么热情长期投入研发新的特效药的，”宋华琳说，“这其实就是两难，到现在为止，中国虽然有强制专利许可，但是并没有付诸实际，因为，这太复杂了，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宋华琳认为，目前，可能的途径还是通过国家医药定价机制来降低进口药价，“药价低了，才能被纳入医保，目前药品定价都集中在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中心这么一个事业单位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药品一直按国定价，降价的都是国产药，进口药不受影响，宋华琳说，“这实际上就等于给外资药品超国民待遇，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认为，这里面有一些利益集团在作祟，“一些外资企业影响了其药品在中国的定价。”
事实上，这种对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也在逐步降低，宋华琳表示，最近，发改委也听到了各方的呼声，进口药也开始降价了。
“这是个好事，但是要在药品定价机制中应该加强多元利益的表达，要听取企业和消费者的声音；同时，也要开展药品成本调查，价格要以价值为基础，成本核算，包括研发必须要有调查，这样才能公开透明地制定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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