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补偿上,詹启敏认为,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比例最高为28%,但这一比例目前降至8%以下,而协和等大医院的补贴比例仅为4%,远远不能满足医院的经营需求。然而,对于新的医改方案中提出的“补多少”的问题,至今官方也未出台补偿细则。
暴利溯源医院潜规则
“药价暴利的矛头,直指公立医院体制和临床医生。”四川省医药协会秘书长余建军坦言,药品能进医院就是正常价格,反之则不正常。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鹏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药价虚高主要在流通环节和医院。
无可厚非的是,在医院用哪种药一般都是临床医生说了算。多位专家也向本报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时至今日,药品70%以上的利润被医院截取,对于动辄上千家的中小制药企来说却因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其利润显得捉襟见肘。
长期以来,许多处方类药品定价权被牢牢掌握在临床医生的手中。6月23日,北京一位官员向记者分析,企业或者经销商在向医院销售药品的过程中,由于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所以不得不将药品定价提高。
“如果生产处方药的企业不将价格空间拉大,临床医生不用说会弃之不理,因为许多处方类药品同质化非常严重,临床医生会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药品。”上述官员说,被列入医保类的药物实际上种类很少,有的效果又不好,医院不得不选择基本药物之外的药品。
基于此,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认为,政府很难得到真实的出厂价和流通差价,药品、药厂、医院、流通企业数量庞大,监管难度更是难上加难。
“医院的这种潜规则,显然是对医院的监管缺位所造成的。”余建军说,如果这种体制性的问题不解决,根除高药价的目标必将是一句空话。北京一家医院的药房部主任的观点是,目前要解决真正的药价暴利问题根本不可能,唯一可能的只有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比如先降低药价,然后提高医院服务费。
中国医药(600056)企业管理协会一位副会长则表示:“一味降价也不是好事,因为药企的成本控制不好,药品的质量就难以保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就此呼吁,国家应下大力气鼓励医药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而此次《意见稿》中的确涉及大量鼓励创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