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茂东委员认为，对于基本药物制度是否可以缓解当前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不宜估计过高。看病贵的问题，不是基本药物价格高造成的，而是贵在用药结构上。特别是进口药品和耗材价格更高。基本药物在整个药品消费中的比例很低，根据国家发改委去年10月公布的基本药物价格，现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307种基本药品，有65%的价格在10元以下，基本药物的消费只占药品消费的10%左右。
任茂东认为，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存在严重不足或者缺陷，是造成药价虚高、医生拿回扣现象的原因之一。他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重新评估现行药品定价方法和招标采购等政策，抓紧建立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取消药品招标，实行药品天花板零售价管理。要对国内国外药品企业一视同仁，整合目前的多种药物目录，依法打击药品回扣之风。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夏绩恩认为，导致看病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检查费用不合理；二是药费不合理。现在检查费用非常高，很多医院都靠检查设备盈利。过去有8种大型医疗设备必须批准才能够配置的，现在只要有钱就能买。
马力委员提出，医改的关键在于控制费用，才能解决看病贵问题，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实施了，但是又出现了过度的治疗和过度使用现代医疗设备形成的高医疗服务价格——现在核磁共振、电脑扫描、B超已经非常普及，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都有B超、彩超设备，做一次要几百块钱，成本太高。
双向转诊：一些医疗机构仍在盲目扩张
夏绩恩认为，现在看病难的问题是结构性缺陷。到大医院看病很难，但在基层医院看病并不是很难，根本原因在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乌日图委员表示，我国医药卫生制度的现状是基层缺医少药，大城市资源浪费。这两年更严重了，北京、上海大量的三甲医院重复建设，各地医院争着扩大规模、上高档检查设备，很多城市拥有的大型医疗设备远远超过欧美一个国家的配备量。不仅地方医疗机构盲目扩张，国家有关部门的医疗机构、军队的医疗机构、大行业的医疗机构，都要做大做强，这种做法不符合改革方向。
田玉科委员说，现在很多大医院里面天天人满为患，病人为了看病，可连续几天半夜起床排队挂号。有关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运行还不是很顺畅。要缓解看病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明确不同等级医院的医疗定位。基层医院应该解决一些小病、常见病，大医院解决疑难病。目前，老百姓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信不过，什么病都到大医院看，而大医院的门诊70%左右都是在看常见病多发病，真正需要到大医院看专家的疑难杂症实际上只有30%左右。
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应该实现良性的双向转诊，才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现在推行的公立医院与基层医院对口支援的模式，运行不是很顺畅的原因主要有：基层医院服务水平不够；转诊没有标准；利益格局没有理顺。
全国人大代表徐睿霞用自己的调研结果，建议医改在认真落实基本药物制度和配套政策上狠下功夫。今年卫生部在乡镇卫生院和城镇社区卫生院开展“药品零差率”工作，通过招标进入医院的药品不能再加价，缺口由政府补贴。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但调研发现，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在调研中发现：过去，进同一种药品，县医院价格高于乡镇卫生院；到地市级医院，进价就更高一些；到省一级医院，药价更高。于是，同一个厂家同一个药，就有4种价格。但现在却发现，有的招标药价，比县级医院原来的进价还要高。比如，过去乡镇卫生院是5块钱进这个药，加价50%，7.5元就可以卖了；县级医院可能是9块钱卖给患者；现在，招标价却是12元。药品零差率，政府拿一块钱补贴，本来想补给老百姓，但实际上都进了中间环节。结果，实行“药品零差率”统一招标后，政府财政增加了负担，老百姓看病更贵了。所以一定要认真落实基本药物制度及配套政策，特别是药价方面，凡是进入基本药品目录的药品，直接以国家发改委的定价作为患者使用的药价，而且规定所有药厂要尽义务，对基本药物的生产销售每年必须完成一定额度，在税收等各方面国家要补贴药厂。
另外，现在把乡镇卫生院、县卫生院的加价取消了，地方财政都是吃饭财政，如果补贴不能到位，会直接影响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院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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