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个跟药厂有没有销售队伍有没有关系？
牛正乾：有关系。如果药厂自己有很健全的分销网络和销售队伍这样的企业基本上采取底价代理方式的很少，基本都是采取自己分销。而药厂没有销售队伍采取底价代理模式的相对较多。但是不能一概而论。
主持人：对流通领域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差异？
牛正乾：对于流通领域的影响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流通环节差价率的严格控制会使那些很低价格进很高价格卖的纯底价代理的医药公司受到很大的挑战，原来20扣进货80扣出货给医院，这样的商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商业我个人感觉在目前一万多家医药批发企业当中它还算是非主流，给它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行业秩序利好的是，这个行业当中非常严重的倒买倒卖税票的现象会减少，因为非常低的价格买高的价格卖的现象会受到极大遏制，买税票的需求没有了，倒买倒卖税票的行为减少了，减少的结果是目前市场上大量存在的开票公司会失去存在的土壤，这仅仅是对行业自身。
谢子龙：实际上药价虚高的症结在医院而不是在流通企业，现在很多社会公众都认为药价虚高的症结在流通企业，所以作为流通企业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我们医院的医生没有去开那些高价处方高价药，换句话说，医生和他开的药之间没有利益链，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它的药品价格最后的成本是很自然的会降下来的。现在我们社会有一个误区，一定说只要是药品价格虚高就是流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是社会公众对我们流通企业的误解。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实施医药分开医药分业以后，我们去想象医生开的药和它的购买者到那个地方购买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扣什么东西没办法兑现了，药品还有回扣吗？肯定没有了。希望我们还是在源头上面解决这个症结，这个症结就是医药分业。
主持人：实际上医药分业提了差不多有十年，您现在还有期待吗？
谢子龙：我非常强烈的期待，而且我每次在全国人大会上肯定都会提这个，一定要利用市场经济实施医药分业。从我们国家走过来的路来看，包括我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来看，包括在国外发达地区包括欧美国家，它的这种医药分业做得好，它的药品价格是偏低的，是完全按照市场化来操作。我也希望通过各种平台来呼吁政府领导，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医药分业的问题，而不是跟市场脱轨的方法研究我们的新医改。
主持人：您对医药分业既然还有一些期待，那么有没有好的建议？医药分业的话政府要投很多钱，政府没有钱怎么办？
于明德：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当前改革现在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的争论焦点之一，钱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不是焦点。关键从制度上怎么规划医疗卫生体制。医院的逐利性，医生因收入较低靠开方获得不应得的收入，这两个利益链条要不要切断？要切断的话只能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更多采取市场机制的办法，但是这不等于说取消药品加成以后少了多少钱政府一定要补足多少钱，不等于。政府的钱肯定是有限的，医院的钱肯定需要与日俱增的，中间一定有一个差或者有一个矛盾，如果没有这个就不需要改革，改革就要改这个矛盾。那这个矛盾既然需要的是大的可供给的是低于需要的，那怎么办？更多要靠创新机制。你能不能让医院和医院之间有一个竞争，能不能首先在卫生领导部门和医院之间实施管办分开，你放开它，让经营团队们去想医院怎么提高服务质量，医院怎么能够争取更多的患者来，怎么提高经营效率，怎么把医院办得更好让大家多上这个医院去，让那些效率不高收费高服务质量不高的医院没有患者去，有这样一个机制这个医疗体系就会越来越有活力。没有这样的机制伸手向国家要钱的机制永远不够，别说中国不够，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够。我们还不够富裕。
谢子龙：我有两个跟于会长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医院医生的收入不是像您说的低，并不低，表面低实际上并不低，合法收入现在来看也不低，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另外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现在医院生存环境非常好，它的经营效率非常低，所以导致了它的经营费用很高。比方说我们湖南有一个民营医院做得非常好，我曾经在今年两会召开以前专门到那儿做了一个调查，药品收入只占整个销售收入的17%左右，就说明它的药已经很少了，但是医院还是自己投资的一个国外的企业，包括内资一起，几家企业一起投资的，每年还有一点利润，但它的这种利润比较薄。如果按照刚才于会长说的，我们政府一定要投入或者说经营效率一定要很高的话，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去解决，政府并不需要说一定要投很多钱来做这个事，关键就是要给他们松绑，要实施管办分开，给它一个很好的机制，让它参与到和民营医院的竞争当中去，就像我们现在的批发公司零售药店一样，它才会提高它的经营效率。我曾经到过湖南下面一个地市的人民医院，每年的销售收入才六千多万，它的员工有五百多人，都是安排领导们卫生系统内部干部职工的子女，给它背上沉重的负担。另外当然还有一块就是大家都不想讲的干部保健这一块，干部保健这一块我们国家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去做的，这个代价是由哪里买单？实际上是由我们的消费者病患者去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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