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润霖很明白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国虽然还很穷,但部分医用消耗材料,如血管内支架价格在全世界竟排到第二位!血管支架在我国现行价格为1.8万元人民币,而在产地美国却是0.8万元人民币。1万元是如何多出来的?扣除税费及医院赚取的管理费,大部分都被各级分销商瓜分了。你说看病能不贵吗?”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比较大医院和小医院的医疗费用,价格的差别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因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优势形成垄断的大医院,无论是在药品采购还是医疗器械采购上,显然都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尤其是呈现在医疗器械上的费用,更先进的设备,更精密的仪器,更可靠的医疗耗材……这些充满诱惑力的理由,一方面构成了大医院对患者天然吸引力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大医院高昂医疗费用不可避免的症结。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人群防治中心的一次调查显示,一级、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对患者高血压控制率为31.12%、36.19%、37.17%,没有明显差别。但是费用上差别明显,三级医院高血压治疗年人均费用为1567.15元,二级医院为845.14元、一级医院为651.18元。应用高级设备和较昂贵药物是三级医院治疗费用偏高的重要原因。
高昂医疗服务的奇怪价格构成,对于患者而言是沉重的经济压力,那么对于医院而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回到蔡仁华提到的关节置换手术,1790元的医生技术劳务费里,不只包括主刀医生劳动的价值,还包括了助手、护士,还有麻醉师的劳动价值。一个住院病人交5.3万元,看起来是不少了,但将药费、耗材费用除去后,科室最后的收入就只剩2000~3000元——当然,这样的计算中并不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回扣,这种计算的目的,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在没有任何灰色收入的状况下,医疗价格构成究竟扭曲到了怎样的地步。
价格的构成被严重扭曲,市场力量就必定要惩罚这种扭曲:那些对创造价值贡献最大的人员,不再有积极性参与价值创造。例如,在上海,据报道,医科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而不是进入医院。又例如,手术“红包”百禁不绝——因为患者大多认为这是享受较为可靠的医疗服务的条件之一,这实在是一种讽刺,患者们一方面诟病着高收费的医院,而另一方面,却同样加入了给医院提供灰色收入的行列。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黄利鸣曾经举例说:医院为得到1元钱的毛利,有两个途径,一是卖出5元钱的药品,一是增加1元钱的劳务收入。同样的毛利,老百姓的付出却相差5倍。他说,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就是要降低药品收入在医院业务收入中的比重,最终遏制药价虚高、不合理用药等问题。也许同样应该看到,对于这样的价格扭曲,政府已经在逐渐显现控制力量。去年国家审计署对北京地区10家大医院进行抽查,发现共违规向患者多收费用达1189.96万元。其中,医疗检查自立名目、自立标准、重复检查等乱收费858.02万元;药品未按规定降价、无依据收费等乱收费331.94万元。2005年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上,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今年将出重拳,对这种乱收费情况进行专项治理,并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三级综合医院药品收入占医药费总收入的比重必须降到48%以下,专科医院药品收入所占比重降到62%以下,中医医院药品收入所占比重降到66%以下。这样的举措究竟能否收到成效,显然需要时间的验证。
大医院的收支赤字
一边是昂贵的医疗收费,一边却是大医院账面上的亏损赤字,这样的算术题实在有些让人费解。北京大学医院管理研究室周子君教授曾经做过一个三十年时间跨度的医院数量变化调查,他的结论是,国有医院虽然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但却是低效、亏损。从医院医疗收支分析,“70%的一级、二级医院,50%的三级医院是亏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