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于宗河说，是希望形成大医院、中等医院和小医院纵向之间相互支持和协调的关系，实现“双向转诊”——“大医院主要负责疑难病症，小医院以普通门诊为主，患者能从大医院转下来，也能从小医院转上去”，“医院彼此之间不应该是一个竞争关系”。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首先，“双向转诊”的想法就碰了钉子，原因很实际，丁会文说，享受公费医疗的病人不愿意转去小医院。据了解，因为公费医疗的划片分割，北京同仁医院的大病统筹合同单位多达422家，承担23.5万人的医疗任务，并负责19个单位1万余人的公费医疗代管工作，光这一项，就诊压力可想而知。
更主要的是，丁会文说，“那些因购置大量设备而增加成本的医院，谁也不愿意把病人转下去，病人是支持医院大的基础，医院越大吸引的病人越多，吸引的病人越多医院的权力也就越大。这样，大医院自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门诊量”。
“断奶”后大医院的床位经济学
床位数是医院评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原来的医疗体制下，床位意味着规模和每年财政给医院的拨款额。于宗河告诉记者，但后来，床位在指标上的意义已经丧失了，“因为即便按照每张床1700块的补贴，政府每年的财政补贴，还是只占了医院总收入的不到10%”，“这笔钱分到各个科室的确连奖金都不够”。
“卫生财政体制属于‘分账吃饭’，中央调控能力很差，但之前，政府把大量资源放在了公共卫生和农村医疗上。”李玲说，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最开始都是沿用苏联的体制，“我们从1952年开始建立公费医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军人都在公费医疗的体系里，企业实施的是劳保医疗，这两个体系覆盖了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农村从50年代末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当时是依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么一个集体的形式来筹资，实际上是合作医疗服务体系，靠大家集体的资金，提供服务的是赤脚医生，他也拿集体的工分，算是互助的服务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曾经取得了令人非常骄傲的成绩，1949年人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3岁了，这当时是国际公认的奇迹。”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80年代财政政策改革以后，政府对医院的投资呈大幅下降，医院要自己挣90%以上的费用，这个变化太巨大了。”于宗河说，口子的确也是政府开的，政府允许医院从药费里提取15%的差额价，允许医院的各病房可以有10%到15%用来市场化。
“但市场化的边界在哪里，谁也没有说清。”丁会文说，一旦步入市场经济，接下来的变化，卫生部已经限制不住了。他说，西安医科大附院进第一台CT机是财政拨款添置的，1993年的时候，整个陕西只有他们和省人民医院有，开始，一天有二三十个病例的检查，后来，每天检查的病人增加到两三百，做一次检查要排队排到十几天以后。为了添第二台CT机，医院员工集资了1000万元，“这事被卫生部知道了，把我批评了，集资款全部退回”。“那时候，卫生部门对医院还是有监控的。但随着财政拨款的减少，对医院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补偿机制，监控就失灵了。因为医院会反问，‘你不给我条件，还不让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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